近年來，魯尼幾乎成為了“圖書界的泰勒·斯威夫特”，她無意中成為了“悲傷女孩文學”的代表，她感覺這樣的關注“太多了”。

“與古希臘戲劇相比，我的作品不會更政治化，我的文學僅僅服從于文學法而非其他的法律?！?/p>

辦公室像是一間“黏糊糊的蜂房”。當同事問起他的身體狀況，卡夫卡會平靜地回應“謝謝，我很好”，私下卻認為這是一種欺騙。

迪亞斯認為，作家工作的核心組成部分以及道德責任之一，就是嘗試去想象成為他人是怎樣的。也許會失敗，但這種嘗試是成為小說家的一個關鍵。

在其六十年的職業(yè)生涯中，她發(fā)表過十一部小說和六部短篇小說集，收獲多項文學獎，她最成功的作品是《占有》。

雖然薩拉馬戈無法像醫(yī)療史學者那樣研究和書寫歷史中真實出現(xiàn)過的流行病，但他以小說家特有的敏銳洞察力在小說中提醒我們，一場毫無征兆地蹂躪了全社會的流行病將如何撕裂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

埃爾諾是一位很難用所謂“純文學”去定義的諾獎作家，某種程度上來說，她與2015年的諾獎獲得者阿列克謝耶維奇一樣，展現(xiàn)了非虛構寫作在文學領域能夠取得怎樣的認可。

“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的頒獎詞評價《兄弟》“藝術性地結合了喜劇和悲劇”，羅翔也曾在刑法課上說過，上課講的段子不是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為了讓人思考它背后的沉重。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對幽默與沉重之關系的理解不謀而合。

古爾納拒絕“后殖民作家”的稱謂，拒絕刻板印象，他不制造聳人聽聞的情節(jié)，而是保留了故事中的交叉復調。徐則臣看到，這也讓閱讀古爾納的感受變得非常平靜、祥和。

《撒旦詩篇》出版后魯西迪性命堪憂，這一可怕現(xiàn)實一方面使得他長久生活于死亡威脅之中，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這部小說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