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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李開元:“唯論文論”是現代史學的羅剎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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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李開元:“唯論文論”是現代史學的羅剎海市

在李開元看來,苦苦等待“永遠也不會出土的新文物”只是在回避問題,而“合理的推想是填補歷史記載空白的方法”。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董子琪

按照現代高校學術委員會的標準,如果司馬遷帶著《史記》來高校應聘,會得到這“不是論文,不是學術成果”的評價,司馬遷可能被派去資料室整理資料;如果來求職的是清代以研究《史記》為業(yè)、寫出“研究性著作”《史記志疑》的梁玉繩,倒可以因為作品只是不符合學術寫作規(guī)范評個“副教授”。

被視為史學偶像和先師的人只能待在資料室,研究他的人反而拿到聘書,歷史學家李開元認為,這就是“現代歷史學的羅剎海市”。

上海書展期間,在上海圖書館東館“歷史空白處的史學、文學和哲學:從司馬遷、蘇東坡到亞里士多德”的活動中,李開元與讀者分享了他對于論文之外的歷史寫作的思考。

李開元,198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1998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日本就實大學人文科學部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

《史記》是司馬遷的推想

如何用有限的材料講述無盡的歷史,是古往今來歷史學家們一直面對的困境與課題。李開元同樣面臨這樣的困惑。他曾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寫就《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又在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中嘗試了文學式的“復活往事”的敘述。他在活動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真實的歷史具有不可抵達性,“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我們只能合理推測,不能完全證明。合理的推想就是填補歷史的空白?!?/span>

李開元是這樣評價《史記》的,認為它只是一部司馬遷基于他收集到的史料合理編撰的史書,是司馬遷的推想,但常常被誤認為是不可動搖的史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和司馬遷一樣,都可以根據自己掌握的史料,推想真實的歷史,“就像在幾何證明題里畫輔助線。

不同于與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的歷史電視劇,推想歷史是試圖逼近真實的歷史。李開元喜愛推理小說,他感到“推理和歷史學的考據在思路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像寫推理小說一樣”寫《秦謎:重新發(fā)現秦始皇》,基于考據把秦始皇身上的種種謎題推理出來。 

李開元說,蘇東坡和王世貞都曾以文學的形式填補司馬遷在《史記》中未記載的楚漢媾和的詳細經過。人是文學家,但在填補歷史空白時有節(jié)有度、想象合理。這種合理的藝術建構一度以假亂真,李開元解釋道,王世貞的補白是假借地下出土的竹簡寫成的,卻因偽造得太好讓史學研究者們感到困惑——到底是王世貞的假托還是真有文物出土?

“歷史空白處的史學、文學和哲學:從司馬遷、蘇東坡到亞里士多德”活動現場(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

這些作品細節(jié)顯然是虛構的,但“邏輯的真實性也是一種真實。他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指出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是可信的:“歷史記載的是已經發(fā)生的事情,文學描述的是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可能發(fā)生的事比已經發(fā)生的事更本質,更富有哲學意義。概括來說,文學比史學更可信?!?/span>

合理推想比沉默更有價值 

李開元將自己的作品《秦崩》楚亡》和《漢興》視為復活往事的歷史敘述和紀實文學,這些敘事性強的作品走進公眾的視野。李開元因此曾被人評價從頗有見地的學者淪為給大眾講故事的人,但他自己“為了這種淪落整整努力了二十年”。

《秦崩》《楚亡》《漢興》三部曲

當前,論文被視為歷史學研究的主要表現形式,李開元這種“有一分材料,說十分話”、試圖用合理的推想做構筑性填補的觀點,尚未完全被接納。對歷史空白處保持緘默,等待新文物的出土被視作是謹慎的學術態(tài)度。

在李開元看來,苦苦等待“永遠也不會出土的新文物”只是在回避問題,而“合理的推想是填補歷史記載空白的方法”,他說,“這種方法,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提示,比沉默不語更有價值。”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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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李開元:“唯論文論”是現代史學的羅剎海市

在李開元看來,苦苦等待“永遠也不會出土的新文物”只是在回避問題,而“合理的推想是填補歷史記載空白的方法”。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董子琪

按照現代高校學術委員會的標準,如果司馬遷帶著《史記》來高校應聘,會得到這“不是論文,不是學術成果”的評價,司馬遷可能被派去資料室整理資料;如果來求職的是清代以研究《史記》為業(yè)、寫出“研究性著作”《史記志疑》的梁玉繩,倒可以因為作品只是不符合學術寫作規(guī)范評個“副教授”。

被視為史學偶像和先師的人只能待在資料室,研究他的人反而拿到聘書,歷史學家李開元認為,這就是“現代歷史學的羅剎海市”。

上海書展期間,在上海圖書館東館“歷史空白處的史學、文學和哲學:從司馬遷、蘇東坡到亞里士多德”的活動中,李開元與讀者分享了他對于論文之外的歷史寫作的思考。

李開元,198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1998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日本就實大學人文科學部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

《史記》是司馬遷的推想

如何用有限的材料講述無盡的歷史,是古往今來歷史學家們一直面對的困境與課題。李開元同樣面臨這樣的困惑。他曾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寫就《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又在三部曲《秦崩》《楚亡》《漢興》中嘗試了文學式的“復活往事”的敘述。他在活動中分享了自己的看法,真實的歷史具有不可抵達性,“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我們只能合理推測,不能完全證明。合理的推想就是填補歷史的空白。”

李開元是這樣評價《史記》的,認為它只是一部司馬遷基于他收集到的史料合理編撰的史書,是司馬遷的推想,但常常被誤認為是不可動搖的史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和司馬遷一樣,都可以根據自己掌握的史料,推想真實的歷史,“就像在幾何證明題里畫輔助線。

不同于與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的歷史電視劇,推想歷史是試圖逼近真實的歷史。李開元喜愛推理小說,他感到“推理和歷史學的考據在思路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像寫推理小說一樣”寫《秦謎:重新發(fā)現秦始皇》,基于考據把秦始皇身上的種種謎題推理出來。 

李開元說,蘇東坡和王世貞都曾以文學的形式,填補司馬遷在《史記》中未記載的楚漢媾和的詳細經過。人是文學家,但在填補歷史空白時有節(jié)有度想象合理。這種合理的藝術建構一度以假亂真,李開元解釋道,王世貞的補白是假借地下出土的竹簡寫成的,卻因偽造得太好讓史學研究者們感到困惑——到底是王世貞的假托,還是真有文物出土?

“歷史空白處的史學、文學和哲學:從司馬遷、蘇東坡到亞里士多德”活動現場(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

這些作品細節(jié)顯然是虛構的,但“邏輯的真實性也是一種真實。他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指出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是可信的:“歷史記載的是已經發(fā)生的事情,文學描述的是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可能發(fā)生的事比已經發(fā)生的事更本質,更富有哲學意義。概括來說,文學比史學更可信。”

合理推想比沉默更有價值 

李開元將自己的作品《秦崩》楚亡》和《漢興》視為復活往事的歷史敘述和紀實文學,這些敘事性強的作品走進公眾的視野。李開元因此曾被人評價從頗有見地的學者淪為給大眾講故事的人,但他自己“為了這種淪落整整努力了二十年”。

《秦崩》《楚亡》《漢興》三部曲

當前,論文被視為歷史學研究的主要表現形式,李開元這種“有一分材料,說十分話”、試圖用合理的推想做構筑性填補的觀點,尚未完全被接納。對歷史空白處保持緘默,等待新文物的出土被視作是謹慎的學術態(tài)度。

在李開元看來,苦苦等待“永遠也不會出土的新文物”只是在回避問題,而“合理的推想是填補歷史記載空白的方法”,他說,“這種方法,作為一種拋磚引玉的提示,比沉默不語更有價值?!?/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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