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當我們在一個炎熱的日子走進果樹和棕櫚樹的濃蔭里，發(fā)現(xiàn)自己正處在經過精心設計、裝飾的房屋群之中……盡管只是短暫印象，那原始、歡快的野蠻人生活的憧憬似乎瞬間就實現(xiàn)了?！?/p>
你的心臟瘋狂地抽動，試圖讓血管保持充盈，但沒有足夠的血液和氧氣到達大腦……隨著內臟的融化和瓦解，你的皮膚上出現(xiàn)了紫色的斑點，這變成了肉體即將毀滅時唯一可以被看到的證據(jù)。
這是兩段關于“天氣炎熱”的描寫。第一段來自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在書中，“熱”是充滿異域風情的背景板，昭示著作者踏上了風景奇特的村莊。第二段則來自于旅行作家Amy Ragsdale對于熱射病的逼真描述，提醒著我們炎熱也可以是非常痛苦的體驗。
隨著全球變暖的加劇，夏天不再是愜意的陽光沙灘，而更多和可怕的高溫聯(lián)系在一起。今年，憂思科學家聯(lián)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成立于1969年，是一個非贏利性質的非政府組織，由全球10萬多名科學家組成）甚至認為，為了幫助人們更好地掌握夏季的威脅，是時候給它改名為“危險季節(jié)”了。近幾年在世界范圍內，高溫致死、山林大火的新聞頻繁出現(xiàn)，在歐洲，今年7月10日至16日的一周內，西班牙至少510人因高溫喪生。7月15日英國氣象局也發(fā)布了異常高溫紅色預警。同樣是在今年7月，陜西、麗水等地多名工人因熱射?。?em>即重癥中暑，死亡率可達到70%到80%）不幸去世，中暑致死在社交網(wǎng)絡上引發(fā)了新一輪關注。
從世界各地的死亡病例來看，熱射病主要襲擊的對象通常是長期從事戶外工作的勞動者，比如建筑工人和快遞分揀員，他們在沒有庇護的地方工作，回到家也沒有空調可吹，不難看出，極端天氣對人群的影響存在著不平等的狀況。除了對身體的直接危害，高溫還會對不同人群的勞動生產率、求職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當夏天褪去了美麗想象，我們必須用更為嚴肅的眼光審視炎熱造成的不平等，它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被掩蓋的？以及，為何有關夏日高溫的報道層出不窮，卻總是無法引起足夠的重視？
高溫下的不平等與“熱”的隱蔽性
雖然人人在夏天都感覺到熱，但顯而易見的是，往往是階層較低的人更經常暴露在炎熱之中。針對北美洛杉磯的一項城市研究發(fā)現(xiàn)，建筑環(huán)境、社會經濟脆弱性和高溫導致的死亡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有色人種社區(qū)和低收入人口不成比例地受到熱島風險因素的影響，而移民工人死于高溫熱浪的可能性是美國公民的三倍。
一個有力的例子是空調的使用，富裕家庭消耗大量能源維持空調運轉，或駕車趕往避暑勝地，然而碳排放造成的全球變暖卻要貧困的社區(qū)來承擔，居住其中的人即使有空調也無法負擔高昂的電力成本，除了待在家里或在外揮汗如雨地工作，他們沒有別的地方好去。如果說吸煙者和被迫吸二手煙的人都有健康風險，被迫承受高溫的勞動者則是將風險全部放在了自己身上。
在這一炎熱與不平等的大背景之下，極端高溫災難所固有的幾重“隱蔽性”加劇了受害者孤立無援的狀態(tài)。首先是氣候上的特殊性，熱浪是緩慢而沉默的，很難帶來大量財產損失或引人注目的景象，對人體的侵蝕也并不明顯，所以，即使與熱有關的疾病每年奪取的生命比地震和洪水都要多，它們也很難占有公眾的注意力。
在分析1995年芝加哥高溫致700余人死亡事件的著作《熱浪》中，作者埃里克·克里納伯格就發(fā)現(xiàn)，與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颶風相比，此次熱浪在美國的災害排名非常之低，許多人否認天氣和大量死亡之間的聯(lián)系，認為如此高的死亡率一定是被捏造的，城市官員甚至提出這樣的疑問：“或許那些人本來就處于死亡邊緣，和熱浪并沒有太大關系？”
這類懷疑雖不成立，但也說明了一點，即受害者因為社會地位較低而無法喚起足夠的注意力。此次熱浪事件的遇難者多是獨居在家的貧困老人，他們缺乏與朋友、家人以及正規(guī)支持系統(tǒng)的溝通聯(lián)系，面對著來自社會的排斥以及鄰里交往上的“完全隔離”。這時，哪怕有一名經常來往的朋友，都可能救人于奪命的酷暑之中。
商務印書館 2014-1
一位名叫保利娜的老年女性就是這樣死里逃生的，她性格開朗，喜歡在家給電視脫口秀的現(xiàn)場致電、討論政治丑聞和地方問題，還會和兩名密友聯(lián)絡以確保彼此的近況。某天，在她熱得喘不過氣的時候，她以最快的速度給朋友打電話，“我叫朋友不要掛斷，我卻把電話放下然后平躺下來。” 幾分鐘后，她慢慢恢復了精力，并謝謝朋友一直等在那邊。
與此相對的是今年7月死于熱射病的陜西工人王建祿，在收工回家的路上，他獨自一人悄無聲息地倒下，再也沒有醒過來。在《冰點周刊》的報道中，王建祿生前接到的最后一個電話來自工頭，對方問他第二天能不能去干活，那時他已經有些口齒不清，但并沒有引起警覺，甚至在他死后的第六天，工友才得知其死訊。
除了熱射病，熱浪還會導致其他更難以察覺的慢性疾病，比如哮喘和腎病。醫(yī)學人類學者艾利克斯·納?。ˋlex Nading）在尼加拉瓜進行田野調查時發(fā)現(xiàn)，許多甘蔗收割工人都患有一種非傳統(tǒng)原因的慢性腎臟疾病。90年代以來，他們猜測原因出在殺蟲劑上，甚至發(fā)起工人組織對抗“毒害”他們的雇主。到了2005年，才有研究表明該疾病與長期的熱暴露有密切關系，收割甘蔗的工時很長，工人們來不及喝水或休息，腎臟就在脫水的狀態(tài)下產生了病變。但是，由于這種聯(lián)系并不明顯，種植園公司一直以來都有理由無視勞工日益變差的身體狀況，也極大地模糊了勞動者的權益邊界。
納丁認為，由于在過往的經驗中，人們難以將天氣炎熱和致命的殺戮聯(lián)系在一起，這使得“熱浪”既是一個全球性現(xiàn)象，又看上去擅長隱身、難以琢磨，并且會不成比例地傷害底層勞動者。納丁同時提醒我們，這種隱蔽的不平等說明，人類正在瞥見一種新的“熱能政治學（thermal necropolitics ）”，而每次極端氣候事件都必須被及時看到，成為新一輪反擊的戰(zhàn)場。
文化事件還是健康危機？一種深層的割裂
在氣候相關的事故發(fā)生之后，追究責任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在《熱浪》中，克里納伯格發(fā)現(xiàn)事件的遺產很難追溯，一些地方的社區(qū)領袖認為市長沒能及時意識到危險，而市政官員卻爭辯說這次事件只是說明了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性，他們還批評媒體沒有發(fā)出足夠的警告，或者干脆責備受害者“死于自己的疏忽”。最終，根本就不存在一個“主要責任人”，這讓克里納伯格只得轉而將重點放在了整體性的社會事實上，去觀察城市內部的運轉是如何通過此次事件予以顯現(xiàn)的。
同樣，近年來國內熱射病頻發(fā)，如何追責也不易判定。根據(jù)《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用人單位是防暑降溫工作責任主體，但是其中強調的“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當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yè)”等條款卻難以落實。工人的情況如何，很大程度上仍取決于雇主是否愿意提供水、陰涼處和休息時間。更令人心酸的是，在疫情期間，無論是雇主還是工人都更加秉持“能多干就多干”的原則。
這也將我們的討論帶入更深一層：熱浪致死既是一個文化事件，也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機，正是這兩者之間的人為割裂和灰色地帶變成了各方互相推諉責任的場地，并使得工人、外賣員和流浪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就像布魯諾·拉圖爾在《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中提到的那樣，生物環(huán)境與社會的界限明明是混沌未明的，但奇怪的是，“像經濟、科學、文學這樣的新聞標題依舊各歸其位……分析家在左邊放上關于事物的知識，在右邊則放上權力與政治。”
回到本文開頭的兩段引文，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熱”要么出現(xiàn)在文化闡釋中，彰顯我們習以為常的、溫和的夏天模樣；要么出現(xiàn)在駭人的氣候新聞中，并伴隨著氣候學家痛心疾首的呼吁，而這兩種敘述往往并不互相重疊。
于是，即使氣候變化已對地球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也難以令人產生強烈的真實感，畢竟因此而失去生命的人尚且不是自己，而自然環(huán)境作為“物自身”，并不直接和日常生活發(fā)生關系。隨著地表溫度和相關疾病的能見度變得越來越顯著，總有一天，熱浪的危險無法僅僅藏身于新聞報道中，而將真切地蔓延到更多人身上。
參考資料：
《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 [美]埃里克·克里納伯格 著 徐家良 / 孫龍 / 王彥瑋 譯 商務印書館 2014-1
《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法]布魯諾·拉圖爾 著 劉鵬 / 安涅思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2-4
“一個西安建筑工人死于熱射病” 冰點周刊
“這應該是史上最熱的一個夏天” 每日人物
“What It Feels Like to Die from Heatstroke” Amy Ragsdale, Outside
https://www.outsideonline.com/health/wellness/heat-stroke-signs-symptoms/
"Heat" Alex Nading, Lexicon for an Anthropocene Yet Unseen, 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