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9日，也就是八十年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tǒng)簽署了9066號行政命令，把10萬余名生活在美國西部的日裔人員送進了拘留營。
當時，父母都是日本人的新銳作家森敏雄（Toshio Mori，又稱森壽夫）已經是美國公民，還有一份在1942年出版短篇故事集的合同。事不湊巧，這項行政命令讓他也進了拘留營，出版商只好將發(fā)售時間推遲。
身為一名檔案學家以及專門研究美國西部出版業(yè)的學者，我（指本文作者Alessandro Meregaglia）在一些未發(fā)表以及未獲報道的檔案中發(fā)現，由于美國國內當時存在對亞裔美國人的廣泛歧視，森在出版自己的《橫濱，加州》（Yokohama, California）一書的過程中碰上了不少困難。
堅持必有回報
森1910年出生于加州的奧克蘭，為日本移民之子。后來他在某次訪談中回憶稱，自己立志要做一名“正式的作家”，這對他而言就意味著出書。他以自己的鄰居為主題，書寫了自己所身處的主流日裔社群。森把奧克蘭變成了小說里的城市“橫濱”，描繪了一番“一世（issei，在此特指第一代移民到美國的日本人——譯注）”及其子女的生活，后者稱作“二世（nisei）”。
事實上，森沒有多少時間來寫作。他在自家的苗圃里做著全職工作，平日里的上班時間經常會延長到16個小時。從22歲起，森就執(zhí)行著一套嚴格的作息表：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從夜里10點開始一直寫作到凌晨2點。
在收了無數封拒信后，“差不多可以貼滿一間屋子了，”他打趣道，森終于在28歲時在《海岸》（The Coast）雜志上發(fā)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故事《兄弟》（The Brothers）。
普利策獎與學院獎得主、作家威廉·薩洛揚（William Saroyan）十分欣賞森的作品。他讀完《兄弟》后對其青睞有加，并對森的作家夢表示鼓勵與支持，甚至幫森的短篇小說物色了一家出版商。
一開始許多紐約書刊出版商都不買森的賬，于是他把自己的小說集投給了愛達荷州的一家小出版公司卡克斯頓印刷廠（The Caxton Printers）。在自薦信里，森為自己的書做了一番推介：
“我相信，如今正是讓我們這個小世界里的某個人發(fā)聲的良機……我相信在我們當下的國家危機中，美國公眾想必有興趣了解一下日裔美國人的社群生活?！?/p>
卡克斯頓印刷廠接受了手稿并準備出版。該廠創(chuàng)始人詹姆斯·吉卜森（James H. Gipson）很喜歡森的短篇小說集，也認可它是獨具特色的。
“這本書正是你會稱贊的那一型，”吉卜森在內部備忘錄中這樣寫道，“其重要性還在于，它是第一部描寫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的作品，并以簡潔、易于理解并且不帶任何修飾的語言講述了日本人面臨的諸多問題。”
當時名聲在外的薩洛揚為該書撰寫了序言，他在其中稱森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新銳作家之一”。1941年12月2日，卡克斯頓印刷廠初步確定，將于翌年秋季出版森的新書。
過了5天，日本轟炸了珍珠港。美國則于12月8日對日宣戰(zhàn)。
一個遲遲無法實現的夢
哪怕在這場攻擊之后，吉卜森也打算按日程表走，照常推進出版計劃。
然而，僅僅過了幾個月，羅斯?？偨y(tǒng)就簽署了9066號行政命令，森和他的家人也被迫離開了位于加州圣萊安德羅的家。一開始，他們被送到被充作臨時集中營的坦弗蘭賽馬場（Tanforan Racetrack）。后來他們又輾轉搬到了位于猶他州沙漠里的一處戰(zhàn)時安置中心（Topaz War Relocation Center），并在那里度過了3個年頭。
1942年5月，在森被強行驅離加州后，吉卜森決定無限期推遲《橫濱，加州》一書的出版事宜。他本來盤算著這本書可以在日裔美國人當中大賣，可惜事與愿違。就此他在1942年5月的內部備忘錄里談道，“日本人全都被送到集中營里了，他們不太可能有多余的錢來買書。”
卡克斯頓印刷廠的另一位編輯團隊成員則在回應吉卜森時提到“大眾盲目地厭惡”日裔美國人?！皩嶋H情況可能是，民間的怨氣極重，以至于書根本賣不出去。當今最具震撼性的一大現象，就是種族與宗教歧視的迅猛發(fā)展?！?/p>
吉卜森還更進一步，給森寫了一封信解釋稱戰(zhàn)時出書是很難賣出去的：“我已經有了些也許是更明智的想法，這既是為你也是為我自己著想，我們或許可以把你這本書的發(fā)行時期推遲到未來的某個時候……現在就出版的話，從方方面面看都會一敗涂地?！?/p>
薩洛揚對推遲之舉表示強烈反對，他敦促吉卜森趕緊想辦法把書推出來：“如今機不可失，《橫濱，加州》要趕緊出版。”而森也請求如期出版自己的書，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卡克斯頓一方的決定。
在一封單獨寫給森的信里，薩洛揚以懇求的口吻讓森千萬不要放棄寫作：“你務必要寫一到兩個故事出來，或者就你和朋友乃至于坦弗蘭的人們寫一整部短篇小說。它今后肯定會是人們想要去讀的……簡言之，保持忙碌，當前你從事寫作的緊迫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p>
在安置中心里，森扮演了集中營歷史學家的角色，致力于記錄各種大小事件。盡管條件高度受限，森仍把寫作的習慣堅持了下來。他回復薩洛揚說，“手里的素材足以讓我忙活很長一段時間?！鄙瓿闪艘徊啃≌f初稿，內容與拘留的經歷有關，以及若干發(fā)表在安置中心內部的文學雜志《跋涉》（Trek）上的短篇故事。
二戰(zhàn)結束后，森回到了加州，繼續(xù)在苗圃里做全職工作。他結了婚并有了一個兒子。
短暫的認可
《橫濱，加州》的手稿在戰(zhàn)爭期間一直坐著冷板凳。在1946年，卡克斯頓印刷廠的編輯找出了手稿，繼而恢復了與森的聯系。這位作家向小說集里再添了兩個新故事，它們都與日裔美國人在美國介入二戰(zhàn)后的經歷有關。
《橫濱，加州》最終于1949年3月上市，而森也成了首位發(fā)表虛構類作品的日裔美國人。書的開頭依舊是薩洛揚寫的序言，另有一段簡短的補遺，薩洛揚在其中提到這本書因戰(zhàn)爭的緣故被“耽誤”，略去了過去一些年的復雜歷史。
該書雖然在全美范圍內收獲了不少好評——森被冠以諸如“原生態(tài)作家”、“清新的聲音”以及“天然去雕飾”等標簽——但銷量并不好看，其中很大一部分后來就逐漸被下架了。如詩人勞森·稻田房雄（Lawson Fusao Inada）在為森較后面的作品撰寫的序言里所說，那部小說集“以塵封告終”。
一場運動的誕生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森依舊堅持寫作，但卻難以為自己的小說找到出版商，也沒有遇上多少知音。直到下一代日裔美國人——也就是“三世（sansei）”——的來臨，森才終于以其在日裔美國人文學這一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而獲得了認可。
1975年，首屆“二世作家研討會”（Nisei Writers’ Symposium）在舊金山召開，日裔美國人文學運動正是自此開始萌芽。森是與會的4名作家之一。1976年，第二屆研討會在華盛頓大學舉行，森再度作為貴賓應邀參會，并在會上宣讀了自己的作品。
這些團體的努力為森以及其余的二世日裔美國人作家贏得了一波新的關注。借助這股東風，森在1978年出版了小說《來自廣島的女人》（Woman from Hiroshima），又在1979年推出了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沙文主義者與其余若干故事》（The Chauvinist and Other Stories）。1980年，森敏雄以70歲之齡去世。
森并不是唯一一個在處女作問世許多年以后才得到認可的日裔美國人作家。約翰·岡田（John Okada）的《不-不仔》（No-No Boy）的出版歷程也是一樁心酸往事。岡田在自己的小說得到至關重要的肯定之前就逝世了，其遺孀甚至找不到愿意協助保存手稿的檔案館，只好把這些手稿都毀掉。
在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將其列入“亞裔美國人文學經典”并于1985年重印它之前，《橫濱，加州》已經絕版了35年。此后這本書就不至于找不到出版商了，并在2015年再版。
離開猶他州戰(zhàn)時安置中心數十年后，森曾訪問過另一處拘留營的遺址，并表示“我的許多同代人都不太愿意討論這些事，因為他們?yōu)樽约罕粦岩刹恢艺\而深感羞恥”。但他自己卻克服了這股阻力：“我感到留存這段記憶對于防止此類事件重演至關重要?！?/p>
（作者Alessandro Meregaglia系檔案學家、美國博伊西州立大學助理教授）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