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2024年美國大選，看到的是中間選民的退場，決定選舉結果的是極化的選民。”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趙可金提出了這樣的觀察。一個極端的例子或許是原本持有溫和的改革保守主義觀點的JD·萬斯，在《鄉(xiāng)下人的悲歌》一書中，他將特朗普形容為“美國的希特勒”和“文化海洛因”，這一次，他作為特朗普的競選搭檔，走向了更出格、更極端的道路。

極化不僅出現(xiàn)在美國大選中，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社交網絡中，出格極端的發(fā)言似乎越來越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論調甚囂塵上。日本文化批評家宇野常寬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一書中指出，我們“身處這個只從數(shù)據(jù)庫之海中挑選想要的信息、信仰同一神明的人類輕易就與他人做出區(qū)分的當代社會”，這種區(qū)分無關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tài)，只憑關于一件小事的認知不同，即可迅速形成共同體，難以動搖，完全排他。

如果各方都在把自己當作真理的持有者和受害方，那么我們還能否與彼此交流？在這樣一個極化的世界，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威脅讓人們變得偏執(zhí)、戒備和不寬容

在二戰(zhàn)之后的幾十年中，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經濟安全和人身安全帶來了普遍的代際文化變遷，重塑了民眾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促成了從高度重視經濟和人身安全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到強調自由選擇和自我表現(xiàn)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威脅讓人們變得偏執(zhí)、戒備和不寬容，而免于威脅則會讓人們變得具有安全感、開放和寬容。

一般來說，生存安全水平的下降會引發(fā)威權主義反彈。而近期在許多國家產生了排外型民粹主義威權運動，例如特朗普的當選，都不是由于客觀性的匱乏導致的。這些國家依然擁有豐富的資源，民眾的不安全感是日益增長的不平等水平導致的。隨著收入不平等加劇，國家的收益幾乎都匯聚到了頂層的少數(shù)人手中，其余大部分人的實際收入則停止增長甚至下降。福利的削減和高失業(yè)率又使得狀況進一步惡化，年輕人的失業(yè)率尤其高。數(shù)據(jù)表明，在美國最年輕群體中，后物質主義者人數(shù)占的比例不比其他戰(zhàn)后群體高。

傳統(tǒng)的左派政黨植根于工人階級選民，支持收入的再分配。然而，后物質主義的左派和傳統(tǒng)左派產生了鮮明的對比，其支持者多為中產階級選民，他們強烈支持重大的政治變遷和文化變遷。這些都會讓左派的、傳統(tǒng)的工人階級選民感到恐慌，激發(fā)排外威權注意政黨的興起。

有些人把特朗普等代表的排外性威權政黨稱為“極右政黨”或者“激進右派政黨”，認為這類政黨更像傳統(tǒng)的保守派政黨，這造成了誤解。因為傳統(tǒng)右派的主要支持者是社會中較富裕的階層，優(yōu)先關注的是減稅和減少政府監(jiān)管，然而民粹主義威權政黨則主要從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階層中吸收支持，主要關注的是排外主義和對快速文化變遷的抵制。一項針對32個國家的歐洲社會調查數(shù)據(jù)分析顯示，威權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較為年長的群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群體、男性、信教者和多數(shù)族裔之中，這些群體都持有傳統(tǒng)的文化價值觀。

疏遠社會、自傷自戀的道路無法走通

在一個極化的世界，相同價值觀的人們產生聯(lián)結，互舔傷口般給予彼此認可。在另一些人眼中，在不知何為正義的世界，一旦與他人接觸，一旦想要成就一點兒什么，就必然產生誤解，令他人和自己受傷。因此，當代青年的心態(tài)處于“從對抗社會到疏遠社會”的轉變中。年輕人迅速表現(xiàn)出了非社會化的傾向，在日本，有以繭居族為代表的“自傷自戀”型人，他們對社會性自我實現(xiàn)喪失了信任乃至產生了厭惡。

臨床心理醫(yī)生齋藤環(huán)看到，對繭居者來說，若是長時間繭居不出，很多人會“退化”，其結果可能就是心中慢慢滋生出自我傷害式自戀。即使不是繭居者，如果在學?；蚵殘霰话粤瑁谛@權力等級中被定位為最底層，或者置身于尊嚴受到傷害的職場里，惡劣環(huán)境長期得不到改善，都有可能產生相互作用，催生出自我傷害式自戀。

繭居者的許多痛苦和煩惱主要源于自我污名、自我貶低和自我否定。許多人可能認為，就算他們不停地自我貶低，也不會打擾他人，既然沒有給別人添麻煩，想怎么對待自己都可以隨心所欲。就如同《新世紀福音戰(zhàn)士》中的碇真嗣，自閉于內心世界，不去尋求社會性的自我實現(xiàn)，而是尋求有人能夠無條件地認可自己的自我形象。齋藤環(huán)對此評論道：“在你自我否定的根底里，一定有著自戀，有想要珍重自己的意愿，更多的是大眾的價值觀和同化壓力在迫使你做出自我否定。”

齋藤環(huán)提醒我們，“人通過忍辱負重而成長”的思維極其有害，尊嚴長期受到傷害會影響人的一生。所以，無論如何不能養(yǎng)成尊嚴受損的習慣。如果你習慣了忍耐，會加深自我傷害式自戀，認為無論怎么傷害自己都無所謂。在現(xiàn)代日本社會，相較于人權和自由，“個人尊嚴”總是被忽視，好在如今性騷擾、權力騷擾、精神騷擾等問題已逐漸被重視。齋藤環(huán)提出了如下幾個建議：“守護尊嚴”，拒絕忍受，為自己的尊嚴而戰(zhàn)；“大膽主張”，考慮他人的同時明確表達自己的意愿；“開放性對話”，溝通的時候不去競爭正確和客觀，變成主觀和主觀的交流。

說服的關鍵在于了解他人的動機

面對極化世界，疏遠社會、自傷自戀會造成傷害。那么我們要如何與他人相處，避免交流淪為罵戰(zhàn)？《爭論與說服》的作者大衛(wèi)·麥克雷尼關注深度游說、街頭認識論和智慧政治，并從中提取出爭論與說服的正確方法。

在“智慧政治”創(chuàng)始人卡琳·塔梅里烏斯眼中，去說服他人時，方法的關鍵在于了解他人的動機。在“改變對話金字塔”中，結構中的每一層動機都必須得到滿足，才能夠繼續(xù)往上發(fā)展，最終實現(xiàn)改變。金字塔的最底端是舒適感，往上依次是聯(lián)系、理解、共情，頂端是改變?！霸谡螌υ捴?，我們常犯的錯誤是，急于追求金字塔的頂端，而忽視了滿足所有其他需求對于實現(xiàn)改變的必要性?！?/p>

對一般人來說，日常生活并不因為他們對槍支管制、氣候變化、死刑等問題的態(tài)度而受到影響。對這些問題持有信念、進行爭論或者與他人分享，是在“傳達群體忠誠”。如果持有不同立場，可能導致人們在一個可信的群體之中地位受到威脅。所以拒絕原本中性的實證證據(jù)，會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這是一種“部落心態(tài)”。對于我們所屬的部落已經達成共識的問題，其他人會根據(jù)我們的看法衡量對我們的信任程度。而如果我們的價值觀和群體不一致，就真的可能會遭受嚴重的物質和精神損害。因此，“我們的所知取決于我們的信念：我們假定為真的知識。它也取決于我們的態(tài)度：我們對所信之物的贊許或貶低?！碑斘覀兩硖幱谝粋€緊密團結、共享動機的群體中，哪怕事實明擺著告訴我們應該轉變思想，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做到。

作為既具有說服能力又能夠被說服的社會性動物，我們有一種方法來擺脫困境。我們可能會試圖進行辯論來改變整個群體，如果這種嘗試失敗了，那么會努力尋求共鳴，與外部群體建立連接。如果我們找到了共鳴，那么對于友善對待我們的人提出的挑戰(zhàn)性想法，我們也會更愿意持有開放性的態(tài)度。善意的互動會讓我們感到安全，如果我們改變對“他們”的看法，就也會改變對“我們”的看法。

放棄“作為一種存在狀態(tài)的優(yōu)越感”

當事件發(fā)生，人們都會習慣性地認為“他們需要改變！”我們常常會懶惰地指責他人，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然而本書作者亞當·卡亨提醒我們：世界上沒有什么比從自己做起更重要的了。任何其他的態(tài)度都會使人從即將開始的改變上分心，削弱主動性，從而使整個勇敢的行動受挫。

卡亨曾在南非種族和解、哥倫比亞內戰(zhàn)等國際事件中成功幫助對立雙方達成合作。他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讓他們……”，這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我們VS他們，朋友VS敵人，英雄VS惡棍，好人VS壞人，無辜VS有罪。這種責怪他人、將他人敵對化的做法，既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為了定義自己。但是在非等級化的合作里，我們沒有辦法逼迫他人改變做法。

亞當·卡亨看到，要與他人合作，特別是與那些三觀不合、不喜歡或不信任我們的人合作，就需要平等地與他們相處，放棄“作為一種存在狀態(tài)的優(yōu)越感”。

他指出，能夠和多個整體合作的關鍵就是“力量與愛”。力量表現(xiàn)在“堅持”的行為上，力量的驅動力會產生差異化和個性化，愛則表現(xiàn)為“參與”，愛的驅動力產生同質化和整合。當我們過度運用愛（堅持認為我們關心的集體的團結和利益才是重中之重），就需要運用力量，并接受由此產生的沖突，哪怕這種沖突會令人不安。當我們過度運用力量（堅持認為我們關心的部分的表達和利益才是重中之重），我們就要運用愛和接受集體主義。正如馬丁·路德·金曾說的那樣，“沒有愛的力量是魯莽和濫用的，沒有力量的愛是多愁善感和虛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