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晉（思想史學者）、馬麗（社會學家）
隨著11月大選臨近，民調顯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總統(tǒng)候選人的支持率在決定選舉結果的幾個“搖擺州”呈現(xiàn)膠著狀態(tài)。其中由美國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支持副總統(tǒng)卡馬拉·哈里斯，而非前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領先幅度達15個百分點。她們還開始在特朗普最強的議題之一——經濟問題上，給予哈里斯更多支持。另一個總統(tǒng)辯論焦點上，即女性的生育權問題，也有利于哈里斯。55%的女性支持哈里斯對該議題的應對。
這些數據顯示，哈里斯應受益于其女性總統(tǒng)候選人這一身份，然而，這樣的樂觀還需要進一步審視。因為從歷史來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數據顯示，在2016年的大選中，女性選民中40%投票給了特朗普，而非與其競爭的同樣為女性的總統(tǒng)候選人希拉里。在白人女性選民中這一比例更高，47%投票給了特朗普。相比于希拉里，作為少數族裔的哈里斯可能面臨著更大的挑戰(zhàn)。
為什么不少女性選民會支持特朗普，尤其是在白人女性群體中？目前，無論學術界還是輿論界，都意識到了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即，無論是在選舉集會還是網絡平臺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僅包括被反對者們所說的“老白男”群體，實際上也活躍著非常多持有極端右翼和白人至上理念的眾多女性。與上個世紀傳統(tǒng)持有右翼觀點的女性不同的是，她們當中不少人充分利用了平臺的粉絲流量，成為有號召力的網紅，對哈里斯的競選構成了真正的障礙。
流量密碼：身份政治和白人至上的神話
和很多媒體宣稱的“選民更關心經濟”不同，這些極右翼的女性更加強調身份政治和白人至上主義的敘事，并且通過網絡平臺招募了大量的粉絲。在目前的極右翼女性代表中，如勞倫（Lauren Southern）、布瑞塔尼（Brittany Sellner）、拉娜 （Lana Lokteff）、瑞貝卡（ Rebecca Hargraves）、羅比（ Robyn Riley）、阿萊（Ayla Stewart）、萊西（Lacey Lynn）、陳勞倫（ Lauren Chen）等，她們都不是那種傳統(tǒng)的保守建制派女性，而且多數都是靠自媒體上位，成為有影響力的網紅。
作家希沃德（Seyward Darby）在她的書《憎恨中的姐妹們》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盡管并不是每一個傳統(tǒng)的妻子都是白人至上主義者，但這個群體對過去獨特界限的渴求使其很容易受到極右信息的影響。傳統(tǒng)妻子和白人民族主義者有著共同的核心目標（更多的孩子）、神話（美國道德的衰落）和憧憬（幸福的異性戀家庭）。”正是這種親緣性招募著這些女性，而這些女性也在彼此強化立場，比如布列塔尼和勞倫都宣稱，不要讓自己的孩子上公立學校，以防止孩子面對不同種族的價值觀會被“俘虜”。在2020年大選前，特朗普就利用這種恐懼，在社交媒體上放出了“狗哨”，“郊區(qū)家庭婦女將投票給我。她們要的是安全，并對我終結低收入住戶入侵她們社區(qū)的長期計劃感到高興?！边@其實利用的就是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黑人和少數族裔“入侵”的擔憂和恐懼。
傳統(tǒng)美國極右翼（如光頭黨、3k黨）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是，他們都是同時生活在物理意義上的和文化意義上的地下室，是處于社會邊緣的白人男性。相比之下，這些女性塑造了一種新的形象——愛家庭，有活力，能思考，有時也給人感覺樸實，富有同情心，營造一種讓人羨慕的生活，比如張貼自己度假旅行和咖啡館喝咖啡的照片等。這讓這些女性更具吸引力和親和力，魅力四射，而這些貼近生活的樣子成為了極右翼的宣傳工具。如拉娜自己所說，“成為我們運動的代言人并稍稍推銷一下是件好事。這就是宣傳，也是很好的營銷?！币舱沁@種包裝和線上宣傳，讓極右翼的意識形態(tài)正?；秃戏ɑ瑏砦髁魅巳?，招募年輕人。
過去極右翼通常活躍在暗網和邊緣論壇，如4chan，而這些女性更喜歡在主流媒體平臺上傳播她們的信息，很多人自稱是視頻博主、企業(yè)家和作家。她們也會一改那種激進、直白的白人至上話題，通常是以家庭、旅游，甚至約會和戀愛等主題出現(xiàn)，其中可能涉及到移民問題和大學的文化戰(zhàn)爭以及其他極端言論，但為了繞過審查，這些話題都經過了刻意的包裝。
勞倫和布瑞塔尼（Brittany Sellner）在2017年的一個談話視頻中就說，“人們喜歡我們視頻的一大原因是，我們可以非常自然地談論生活瑣事、人際關系，談論你在睡衣派對上坐下談論的事情，只不過我們邀請人們帶著鏡頭加入我們……這很有趣，也很自然，我們收到了很多人的評論，說‘我們想看看你’”。
網紅阿萊（Ayla Stewart）是極右翼慣有的“大替代”陰謀論（宣稱少數族裔和移民陰謀靠生育來破壞白人的文化）的傳播者之一。2018年她在社交平臺發(fā)起了“白人嬰兒挑戰(zhàn)”，聲稱，“從人口統(tǒng)計的角度來看，300年后將不再有白人。我們的出生率如此之低，以至于不會再有白人。如果我們想繼承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白人就必須生育更多的白人嬰兒?！背錾谙愀鄣募幽么蠹膩喴彡悇趥愐仓谱髁艘粋€“生育的必要”的視頻，說生育是要保護“我們西方-猶太基督教……的文化的責任”。
盡管她們重復的仍舊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反對“民權運動”的各種陰謀論的版本，但是在新的時代中因為平臺和算法，這些女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和資本。這些特朗普和極右翼的女性鼓吹者者也并不是J.D.萬斯那種“鄉(xiāng)下人的悲歌”，相反她們普遍受過良好的教育，生活富足，也不是在虐待家庭中長大，其中布瑞塔尼的父親還一度競選過堪薩斯州州長。
希沃德認為，這些持有極端主義理念的女性，更像是舞臺制造者，同時也是表演者，試圖主宰著觀眾的視線，同時不希望任何人窺探她們的幕后。這些人通過極端主義仇恨的言論，獲得了大量的認同者，也滿足了自我的表演欲。
事實上，哪怕是同時滿足女性、少數族裔、移民這些身份，仍然可以為極右翼和白人主義至上鼓吹。除了上面講的陳勞倫的例子，另一位菲律賓裔的極右翼知名女性米歇爾（Michelle Malkin），在參加拉娜（Lana Lokteff）的播客節(jié)目中，將美國的衰落認為是“開放移民的結果”“多元文化的腐朽”，并且認為白人對過去殖民的內疚感是大學等“文化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她認為自己作為一個非白人皮膚的美國人，就可以不為殖民道歉，而白人的民族主義則應該是美國的根基。諷刺的是，在她們的對話中，拉娜一再稱呼米歇爾為“亞洲人“而不是“亞裔美國人”，卻自稱說“我們美國人”。
粉絲收割：流量密碼下的經濟利益
研究極右翼女性的學者伊薇安·萊迪格（Eviane Leidig）在《極右翼婦女：社交媒體影響和網路激進化》（2023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書中這樣總結：某種程度上，平臺的算法導致了極右翼的更廣泛傳播，用戶一旦關注到這些女性，慢慢就會被推送一個極右翼、白人至上主義和新納粹和陰謀論的世界中。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這些極右翼女性也找到了一種“流量密碼”，通過生活化的視頻、旅游、日常美食和家庭手工等，作為留住粉絲和吸引觀眾的手段，通過這種親和性的做法，在公共的社會媒體上培養(yǎng)自己的品牌，互相客串。同時，她們利用了一種互聯(lián)網時代的“寄生關系”，讓粉絲有種對她們這些網紅非常親近和熟悉的錯覺，進一步用極右翼的意識形態(tài)，將粉絲文化轉變成一種社群活動。結果就是兩者互相塑造，粉絲們強化了這些女性的陰謀論和極右翼的觀點，而同時也不斷招募和吸引更多的粉絲。
然后其中一部分粉絲就會被引流到極右翼的付費平臺上。在宣傳中，這些極右翼女性給自己樹立了“小鳥依人”的回歸家庭的傳統(tǒng)女性形象，而在現(xiàn)實中，從帶貨到創(chuàng)業(yè)，她們充滿激情。她們會把在性別、家庭和性別政治領域充斥著的大量的情緒，如恐懼、激情，巧妙地轉化為情感模式，并以此牟利。
比如她們會在做飯的視頻中強調這是文化、種族的傳統(tǒng)，是養(yǎng)育白人家庭的理想食物，最后不忘放上鏈接，告訴觀眾去“支持我們政治觀點的企業(yè)那里購買?！庇行┻€會讓觀眾幫助她們實現(xiàn)圣誕購物清單等，如布列塔尼在2021年生孩子后，讓粉絲捐贈自己的愿望清單，回報則是自己的感謝卡。這些一方面讓她們獲得大量收益；同時讓粉絲感覺融入了她們的親密網絡中，參與到了她們的個人生活中。
這些極右翼女性網紅不僅在反對墮胎權、倡導生養(yǎng)眾多等等議題上大聲吆喝，甚至在極右翼意識形態(tài)打包的“擁槍權”上都會包裝推銷給自己的粉絲。這些女性也喜歡利用自己的孩子進行宣傳，喜歡公開發(fā)布自己孩子的照片，還會添加上“上帝之國”“傳統(tǒng)生活”等標簽，這也是延續(xù)了上個世紀60年代，婦女在推動白人至上主義時的模式。正如社會學家凱瑟琳（Kathleen Blee）所觀察到的，這些兒童的參與不僅有利于組織的內部運作，也同樣促進了極右翼關于白種人繁衍的宣傳。盡管人們都會曬自己的孩子，但是極右翼母親使用“民族主義”等標簽發(fā)布這些內容，就已經表明家庭生活就是公開的政治活動。更重要的是，她們還會利用人們保護家庭和親屬的原始本能，如網紅伊勞拉（Elora）就強調外來移民會侵犯我們和孩子們，她提出的方案就是攜帶槍支（擁槍權），但是在推薦的同時，她也給出了鏈接，購買一套配套的緊身胸衣。
甚至在反女性權利議題下，這些極右翼女性網紅仍然能夠在這種男性主導的圈子和女性支持的厭女癥之間通過巧妙的性別設定架設起橋梁，同時將這些問題的癥結歸結為移民和大學等教育機構的“覺醒”運動，比如鼓吹大置換理論。但是和男性極右翼圈子的一個關鍵區(qū)別是，這些女性宣傳的是傳統(tǒng)性別角色的瓦解導致了社會的衰敗（比如布列塔尼和陳勞倫都認為社會所謂的反男權運動是因為左派倡導自由約會和勾搭文化導致的），而極右翼的男性圈很大程度上提倡對女性有施暴的權力。即使在這樣的話題下，核心仍舊是流量廣告，比如陳勞倫提到這個話題后緊跟著就放上了一條鏈接，指向一家提供個人健康檢測試劑盒的公司，同時宣稱，全球男性的睪丸酮激素都在下降，呼吁粉絲們去趕緊測試一下。
目前，上面提到的極右翼女性網紅中，除了陳勞倫在今年9月被美國司法部指控她和其機構，收取近1000萬美金洗錢資金，暫時不在網絡上活躍外，其他網紅仍舊鼓吹著極右翼的觀點，在總統(tǒng)大選前收割流量。
相比于“女性不喜歡特朗普”“女性就支持女性”或者“少數族裔就支持少數族裔”這種簡單化的看法，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為復雜的現(xiàn)實：在支持特朗普和極右翼的女性群體中，既有揮之不去的意識形態(tài)、難以消解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恐懼和仇恨情緒，還有千絲萬縷的利益和流量密碼。在平臺時代，這些極端觀點得以迅速傳播，收獲廣大受眾，讓本來就糟糕的事情更加惡化。
這給作為少數族裔和女性的總統(tǒng)候選人哈里斯帶來了新挑戰(zhàn)，但實際上這也是給美國民眾的挑戰(zhàn)——是彼此更加分裂和仇恨，還是走向另一條道路？11月之前沒有人知道答案，但至少會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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