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周文晴 記者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隨著PUA等詞成為日常用語，我們越來越敏感于個人互動中“愛”背后的權力關系，卻鮮少留意在群體中，權力關系如何假愛之名而行，而這當中就包括了福利院的兒童。

在人道主義全球化的今天，這一群體得到了空前的援助和關愛。中國現(xiàn)有孤兒15.8萬人，注冊登記的兒童福利和救助保護服務機構925所。有關這一游離于家庭結構之外的人群，冠以慈善幫扶的暖心報道傳遞出其僅有的生存簡影：居住在由“愛”構筑而成的福利院中，受到國家、社會和保育員媽媽無微不至的關懷。偶爾，相反的事實也會闖入我們的視線，例如近年一些福利院被曝出體罰、性侵等事件。只不過，這似乎只是特例，是個別人員違背了福利院天然而“理所應當”的關愛功能。

然而，人類學學者、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錢霖亮破除了這一“理所應當”。在新近出版的專著《愛的悖論：中國福利機構兒童養(yǎng)育的制度與倫理》中，錢霖亮重新檢視了圍繞著福利院及慈善活動的“愛”的話語。從2011年起，他在家鄉(xiāng)浙江省內(nèi)的永江福利院（化名）開展了長期的田野調(diào)查，并發(fā)現(xiàn)圍繞機構運作的“愛”具有多重復雜性：“國家關愛”兼有救濟與治理的兩面，“社會關愛”兼有扶弱與排斥的兩面，“保育員媽媽的愛”亦兼有付出與自利的兩面。由慈善活動所孕育的市民社會，也呈現(xiàn)出相當?shù)亩鄻有院筒町愋浴?/span>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訪時，錢霖亮談到了他的田野調(diào)查經(jīng)歷、身處福利院中日漸萌生的悖謬感、對話孤殘兒童時所彰顯的人類學的想象力，以及更大范圍內(nèi)慈善活動對于當今市民社會的意義。

01 兒童福利院是“愛的容器”，也是福柯式禁閉機構的縮影

界面文化：這本書源于你的碩士論文，什么契機促使你研究兒童福利機構呢？

錢霖亮：最開始報論文選題時，孤兒院只是題目之一，因為有人幫忙介紹，我就到了書中匿名的永江福利院去調(diào)研，所以選這個題目有一定的偶然性。

另一方面因為我那段時間比較迷?？碌臅?。他認為醫(yī)院、監(jiān)獄都是對當中的個體施加控制和管理的場所，用晚近一些學術語言來講就是禁閉機構（institutions of confinement/closed institutions），其中也包括孤兒院。我覺得在中國語境中，福利院也有這類機構的影子。

再加上初中時學校組織我們?nèi)ミ^當?shù)氐母＠韩I愛心，我的印象是福利院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殘疾（注：中國的福利機構中生活著大量的病殘兒童，截至作者田野觀察期間，永江福利院中幾乎所有在院兒童都有疾病或殘疾。），我們也被要求帶上零食之類的小禮物過去。這就給人一種感覺，好像福利院純?nèi)皇且粋€封閉的機構，住在其中的兒童只作為關愛對象存在。后來以研究者的角色進入之后，我重新反思了這段少年經(jīng)歷，也逐漸發(fā)現(xiàn)了更多值得關注和書寫的東西。

界面文化：我們普遍認為兒童福利院是一個“愛的容器”，被遺棄的孩子在此受到保育員無私的“母愛”和社會各界無微不至的關愛。但正如戈夫曼、福柯等學者指出的，包括孤兒院在內(nèi)的封閉式機構，也常被看作某種全控/規(guī)訓機制，通過隔絕和改造“不正?！钡娜硕_成社會目標。在田野調(diào)查的過程中，最初是哪些時刻讓你覺察到這種“愛”的悖謬感？

錢霖亮：就是我在每一章重點描述的場景。首先是保育員，在公共表述以及她們自我的表述中，都會談到福利院保育員媽媽的“無私”奉獻，但我觀察到的實際情況很顯然不可能這么無私。保育員的照護工作非常復雜：她們會有自己偏愛的小孩，一方面有情感的投入；另一方面，這種情感投入對于每個孩子又不是完全均等的。此外，她們也會抱怨福利機構的工資太低、福利不好——這跟官方“無私奉獻”的表述有很大的背離。

另外，保育員的情感工作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早些年有海外媒體批判中國福利機構存在體罰兒童的現(xiàn)象，這又是一個悖論。在中國的家庭里，體罰親生子女是很常見的事情。而福利機構一方面要求保育員要把福利院兒童當成親生子女來照顧，另一方面又明確規(guī)定不能體罰小孩。這時，保育員就會發(fā)展出她們的育兒策略，依據(jù)特定的情境有選擇地進行體罰，并強調(diào)這么做是為了讓孩子明辨是非對錯。如果體罰算是嚴厲的情感表達，那么在另外一些場景中我們又會看出保育員們熱切的情感表達。

比如，我調(diào)研的福利院有涉外送養(yǎng)權，有些小孩會被國外的家庭領養(yǎng)，有的保育員是“走一個哭一個”，你能明顯感覺到她們情緒上的耗損。她們自己也會說，照顧小孩的心血投入最后沒有回報。在書里，我把保育員撫養(yǎng)福利院兒童的工作看成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的一種類型，但實際上，我寫這一章的時候還不知道情感勞動這個概念（注：2012年本章寫成之時，國內(nèi)學界還很少有學者使用“情感勞動”的概念展開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己在田野中的觀察和經(jīng)驗。我的感受是，這些人的工作中有很多情感元素，而照護工作是存在“愛的悖論”的。

引申開來，福利機構還涉及社會愛心人士乃至國家的關愛。福利機構的建立往往被看作國家關愛的體現(xiàn)，這誠然給了孤殘兒童撫養(yǎng)、教育、醫(yī)療和未來就業(yè)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又將他們的童年局限在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中。保育員都覺得，小孩偶爾出去一趟就像是放風了，“放風”這個詞很有意味。

02 區(qū)隔、改造、開發(fā)：讓孤殘兒童重新獲得有用性

界面文化：提到孤兒、殘障這類困境人群，最常引發(fā)聯(lián)想的大概就是冠以“愛心”、“幫扶”、“關心關愛”之名的各類慈善活動。在其中，弱勢者固然得到了支持，卻也由此成了某種可憐的、不正常的人。福柯將畸形、性反常和罪犯歸為社會公敵，稱他們?yōu)椤艾F(xiàn)代權力機制得以完美的偉大功臣”。你如何看待獻愛心活動的社會功能？

錢霖亮：福柯的批判的確是非常尖銳的，某種意義上，我的書也依循他所走的道路。我認為，當我們向福利院兒童獻愛心、把他們界定為可憐人的時候，就給這個群體貼上了標簽。貼標簽當然有積極作用，他們有標簽才能獲得物質(zhì)支持。但這種獲得是有代價的，例如身份上的污名化——他們被從非機構養(yǎng)育的普通人中區(qū)分出來，形成了“可憐的不正常的人”與“正常人”兩套體制。劃分邊界后的第二步是對“不正常的人”進行正?；脑?，無論是醫(yī)療上還是社會身份上的正常化，最終是要讓他們回歸到“正常”的軌道中。在此意義上，獻愛心活動同時發(fā)揮著社會區(qū)隔和社會改造的功能。

但這種改造實際上很難成功，有些孩子的殘疾狀況無法逆轉(zhuǎn)，也很難有機會被國內(nèi)外家庭領養(yǎng)。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慈善人士就會思考如何利用這類“沒用的人”，再次發(fā)掘他們的有用性。例如，家長和老師會把福利院兒童用作教育孩子的工具，一種常見的教導是：“你看這些小朋友那么慘，被父母遺棄，而你得到了那么多人的關心愛護，所以你要好好利用家庭條件，努力學習，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庇纱耍＠簝和闪烁鼜V的宣教工具和階級再生產(chǎn)的工具，同時也可能作為供人觀賞奇觀的旅游消費對象。所以獻愛心活動以及福利院本身的社會功能是非常多元化的，而“愛”的話語在其中協(xié)調(diào)各個部分的運作。

界面文化：所謂“愛”的話語在其中協(xié)調(diào)各個部分的運作，可以展開說說嗎？

錢霖亮：我認為“愛”的話語是包裝塑造愛心人士行為的重要說辭，但這些人并非一開始就帶著教育和消費的目的，往往是在跟福利院相遇、跟福利院兒童打交道之后形成了這套修辭。

關愛也不純是一套當代話語，歷來就有，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中國早前就有慈幼局、育嬰堂等機構救濟棄嬰孤兒，明清之后又有傳教士興辦的孤兒院，但不論是哪段歷史、哪種機構，國家和社會大眾對棄嬰孤兒的表述一直是“可憐的人群”，于是要通過國家、民間慈善和宗教力量去救助他們。這一“愛”的話語在我們的文化系統(tǒng)中不斷傳承，今天的慈善人士進入福利院后便自然而然繼承了這套耳濡目染的修辭。與此同時，他們的行動也通過不斷地實踐固化著傳統(tǒng)的關愛話語。

界面文化：在書中，你舉了加沙地區(qū)人道主義援助的事例：看似中立的人道主義援助在巴以沖突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制造出了“難民”和“公民”等身份群體，難民身份加劇了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的感受。那么在兒童福利機構中，這種兼有愛護與貶低的慈善實踐如何塑造了受助者的自我認同？

錢霖亮：在我筆下這部分書寫是不多的，主要由于福利院兒童中大多是嬰兒和殘疾兒童，很多孩子不會講話，大一些的小孩也沒法像成人一樣形成和闡發(fā)清晰的觀念。所以對于嬰幼兒和殘疾兒童的自我認定，很多時候我是借助支離破碎的線索，再結合當?shù)厍榫尺M行人文主義式的探索，可能只有只言片語可以呈現(xiàn)。

唯一有孩子明確為自身群體發(fā)聲的例子是在“獻愛心”那章。一家義工組織來獻愛心，組織負責人希望保育員在每個小孩的床頭貼張紙條寫上孩子的名字，便于志愿者認識他們。那天正好有個福利院里長大的少年回到院里（他平時在另一個地方的中職院校讀書），聽到那位負責人的要求，當場就跳起來了，說福利院又不是動物園，為什么要在每個小孩面前貼名牌。他很顯然感覺到福利機構變成了被外來人參觀凝視的地方。這是我田野中遇到的唯一一個福利院兒童直接闡述自身批判觀點的例子。

更多時候，我們只能通過觀察分析去推敲福利院兒童的行為邏輯。書的第六章就叫《探索兒童自己的聲音？》，在其中我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福利院里的孩子哪怕年齡小或者有智力殘疾，仍然會形成自身的意識，并且經(jīng)歷社會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們擁有“家”的意識。我們常說他們是被父母遺棄、沒有家的孩子，但福利院的運作實際上讓他們重新在院里擁有了“家”，還認同這個“家”。

我做調(diào)研的時候，每天都要給嬰兒房的學步兒童喂飯，一般一個嬰兒房有兩個保育員主管的孩子共同住著。好幾次我去喂飯，每個孩子都喂一口，就有一個十多歲的唐氏綜合征兒童叫我不要喂某個小孩，因為他“不是他們家的”。這種意識是從哪兒來的呢？實際上每個兒童入院后都會分配到一個主管保育員，小孩會說話后就叫這個保育員“媽媽”，對其他保育員則叫“阿姨”。時間久了，孩子們也都清楚同屬一個保育員管理的小孩、也就是他們的“兄弟姐妹”是哪些，逐漸就有了更明確的“家”的意識。

這個“家”還包含空間的維度。例如有慈善人士送衣服、鞋子、尿不濕進來，保育員們分配完后會讓自己管的大齡兒童把物資拿到自家的地方去，這些孩子都知道所謂“自家的地方”在哪兒。

界面文化：這一點很新穎?；蛟S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塑造一個人最具身的自我認同的，反而是周圍的微觀系統(tǒng)，是他/她的基本生活圈，而非普遍理解中的宏大敘事。并不是說當孤兒住進了福利院，就注定是“無家可歸”的。

公益領域日漸形成了一種共識，叫“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做關于我們的決定”，但這似乎僅限于具有所謂理性能力的成年人。對于受年齡和智力發(fā)育水平雙重影響的孤殘兒童來說，可以怎樣在有關他們的事務中盡可能建立更加良性的權力關系？有關孤兒、殘障、邊緣人，我們還可以有哪些新的解讀可能？

錢霖亮：那就要看社會的反思精神是否足夠強，以及個體的反思性是否足夠強了。至少我做完調(diào)研之后，會發(fā)現(xiàn)很多口號和規(guī)范還在空中飄著。

我們的社會有一套自身的政治正確的理論體系，而且某種意義上越來越反感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確。例如，我們以前還可以公開討論農(nóng)民的貧苦，現(xiàn)在講中國還有窮人，都有可能被視為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問題。你說要尊重弱勢群體，“哪來那么多弱勢群體？你是不是在抹黑？”在此情況下，關于殘障、性少數(shù)、有色人種等少數(shù)群體的話語，特別是權利話語，很容易被視為國外的“虛偽的、假大空的東西”——這就很難建立起公認的智識上的價值體系。

人類學界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確。雖然早先跟殖民主義有些不清不楚的勾當，但是學者們在職業(yè)社會化的過程中越來越站隊底層立場，從最開始的“替弱者發(fā)聲”到“助力弱者發(fā)聲”。只不過我這個研究還無法做到第二個層次。與此同時，我也不會完全否認強者行為潛在的積極意義，例如慈善人士的獻愛心活動多少還是給福利院兒童帶來了益處。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滿足慈善人士的回報心理和保護被獻愛心的兒童的利益之間平衡，從實踐層面本身就很難處理。

所以，如果說這本書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我期望其中一項是讀者閱讀之后會有一些反思，意識到有必要在精神上尊重和善待慈善對象，不以消費、獵奇的眼光看待他們。每個個體在未來的行為層面能有一點改觀，就很不錯了。

03 愛到深處本身就會帶來權力運作

界面文化：慈善活動的興起常被學界看作市民社會壯大的表現(xiàn)。根據(jù)托克維爾的觀點，慈善行為作為一種公共參與，有助于實現(xiàn)公民權利、監(jiān)督國家權力議程并培育市民群體的凝聚力。然而在你的研究中，獻愛心活動同時也是一種生產(chǎn)不平等權力的機制，揭示了市民社會內(nèi)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由此，我們應當如何理解慈善活動對當下公民參與的作用？

錢霖亮：慈善活動，如果不上升到政治意義，持續(xù)去做就好啦（笑）。關鍵托克維爾是上溯到政治角度討論它，最后要通過慈善的方式形成制衡國家的力量。這套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語境可以再討論，但在西方社會也未必具有持續(xù)的解釋力。例如許多歐美國家的慈善人士到非洲和太平洋島國去做志愿服務，形成了全球北方對全球南方的慈善旅游，當?shù)厝顺蔀榱宋鞣街驹刚吣暫涂蓱z的對象。這當然體現(xiàn)了西方市民社會的凝聚力和公共精神，卻也在全球范圍內(nèi)生產(chǎn)了不平等的權力關系。

中國福利院的獻愛心活動涉及的背景更復雜。例如，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并不喜歡愛心人士來消費福利院兒童乃至消費工作人員自身，但也不會強烈反對他們的到來，因為通過慈善捐助的金錢與物資是機構重要的經(jīng)濟來源之一。尤其在國家倡導社會福利社會化的背景下，財政資金雖然能給福利機構運作兜底，但機構內(nèi)的人們想要更好的生活品質(zhì)，慈善捐助就變得很重要了。

界面文化：回到曖昧不明的關愛與人道主義話語本身，它固然美化了權力關系的不平等，但也的確起到了調(diào)動個體參與、調(diào)節(jié)資源配置、粘合利益團體等作用。正如你在書中的追問，“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人道主義的復雜性，是否因為它有了政治性，我們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抹去其人道性？”你對此如何回應？

錢霖亮：我的觀點是比較明確的：照顧關愛和權力控制是一體兩面。緒論中一節(jié)的標題就叫“兼?zhèn)湔疹櫟娜亍?guī)訓機構”。

愛到深處本身就會帶來權力運作。例如我們之前談到的體罰，在中國語境中，父母體罰孩子的時候往往強調(diào)自己愛孩子才要管教他們。換句話說，體罰本身就是愛的表現(xiàn)方式。同樣，獻愛心活動也大多源自于樸素的同情。這本書的英文書名直譯過來是“矛盾的愛”，也是要凸顯愛的復雜性。

另一方面，愛的運作，乃至全球人道主義能夠鋪展開來，很多時候也是權力推動的結果。例如中國有慈善項目要安排到非洲，與非洲地方的接觸就需要權力的推動。今天的很多人道主義批判研究，就是在談落地過程中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之間的博弈。換句話說，要把人道主義的理念擴展出去，權力因素是想避也避不開的。在這些意義上，權力也不一定就是洪水猛獸。我們需要的是讓權力發(fā)揮它積極的面向，盡可能減少負面效應。

作為學者，我的學術定位就是批判性地分析社會現(xiàn)象。批判不是挑刺兒，而是要同時關照一件事物的兩面性甚或多面性——不以政治性去廢棄關于慈善的人道一面的討論，也不因為它的人道就不去關注其政治的一面。

我想，現(xiàn)階段每個具有反思力的個體本身就生活在田野中，在日常生活中省思，就是要把那些被忽視、被遮蔽的東西呈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