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期主持人 | 尹清露

整理 | 實習記者 左佳華

就在加拿大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愛麗絲·門羅逝世兩個月后，一件被掩埋了太久的秘密浮出水面：近日，門羅的小女兒安德麗娜·斯金納對加拿大媒體《多倫多星報》披露，稱自己童年時曾經遭受繼父蓋瑞·弗蘭姆林性侵，母親對此知情，但仍與弗蘭姆林繼續(xù)生活，直到他于2013年去世。

根據安德麗娜的描述，雖然她在事后告訴了生父，她的生父卻決定向門羅隱瞞此事。當安德麗娜時隔25年終于向門羅坦白真相，門羅的反應是“感到自己被背叛了”，似乎完全意識不到自己在跟一名受害者說話，而受害者正是自己的女兒。從安德麗娜的自述中可以看出，性侵對她的一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她因此患上暴食癥等病癥，讓人稍感欣慰的是，她找到了應對創(chuàng)傷的方式，她如今是安大略省的一名冥想和正念教師，擅長治療童年創(chuàng)傷。

這次事件引起了廣泛的震驚和討論，也把“作品與藝術家能否分開看待”這個老問題擺上了臺面。一個被普遍提起的觀點是：門羅之所以能把人性的復雜刻畫得如此精彩，說明她曾親身經歷過。門羅帶有類似情節(jié)的短篇小說《破壞者》，也由此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包含一名年輕女孩被年長的標本制作師性侵的情節(jié)，而他的女性伴侶卻對此視而不見——盡管她曾資助過女孩上大學。然而，這種事后歸因的做法又是否妥當呢？

拋開“作品與本人”的亙古議題不談，事件真正令人心情復雜的地方在于如下事實：一名寫出了女性內心最細微復雜的感受和心聲、被譽為女性主義典范的作家，她的真實行為卻背叛了自己的親生女兒。諷刺的是，在門羅拒絕為女兒伸張和辯護時，她用到了“厭女文化”一詞作為理由——根據安德麗娜的回憶，門羅對事件的回應是“她太愛他了，如果我期望她拒絕自己的需求、為孩子犧牲、彌補男人的過失，那么我們的厭女文化就是罪魁禍首。”

01 性侵丑聞與性別的雙重標準

林子人：我的第一反應是巨大的震驚，第二反應是失語，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應這種感覺。我覺得，事件當中所有知道安德麗娜被繼父弗蘭姆林性侵但是保持沉默的人——不只有愛麗絲·門羅，還有安德麗娜的生父、在弗蘭姆林被判有罪后沒有披露此事的媒體、門羅的傳記作家，以及門羅家族的其他家庭成員——他們全部都是這起性犯罪的共謀，這是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

與此同時，門羅的身份又非常特殊，讓事情變得空前復雜。首先，她是一個拒絕站出來和丈夫割席、保護女兒的母親。其次，她是一位長期被認為對女性的生活處境有敏銳觀察和精妙書寫的小說家，也因此被貼上了女性主義的標簽。與此同時，她的盛名又讓這種沉默得以持續(xù)到她去世。

對這件事情的報道當中，最讓我震驚的一個細節(jié)就是剛才清露提到的，門羅用“厭女文化”這個說法來為自己開脫，她堅稱這是女兒和繼父之間的私事，和她本人無關。我覺得任何有正常良知的人對這段話的第一反應肯定都是憤怒：作為一個母親，你怎么可以對女兒的痛苦熟視無睹？“厭女文化”作為女性主義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它可以被用來作為母親置身事外的借口嗎？如果是這樣，女性主義的理論又有什么存在意義呢？

與此同時，我又覺得門羅變成被攻擊的靶子，這件事情本身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門羅的說法，即我們要求一個女人站出來去彌補男人的過錯。它確實是“厭女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在這個事件當中，女兒是受害者，母親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真正的施害者又在哪里？我們指責門羅未能盡到母親的責任，但這一切的源頭難道不是她的兩任丈夫都放棄甚至辱沒了作為父親的責任嗎？我不是想為門羅開脫，我想表達的是一種對于性別雙重標準的困惑。

上周有兩位知名作家被爆出丑聞，除了門羅，還有尼爾·蓋曼。他被多名女性指控有性侵的行為，但是尼爾·蓋曼的新聞熱度就沒有門羅那么高。在當今社會，男性得到父權制的層層庇護，他們享有完全的主體性和自由意志，表現在于即使他們出于一己私利做出嚴重突破道德底線的事情，旁觀者的反應大多數時候都是：他好混蛋，但是也并不奇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問一問這些男性犯罪者，你為什么要知法犯法？你在踐踏弱者的時候，到底在想什么呢？很多情況下，做錯事的男性好像是一個默認的既成事實。與此同時，我們的怒火倒向了別的地方。在指責門羅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在加劇我們的憤怒？

另一方面，我覺得這件事對女性主義試圖重構“母職”觀念帶來了嚴峻的挑戰(zhàn)。這些年女性主義群體內部一直在反思母親的身份對女性是否是一種束縛。很多文藝作品、社會學研究和紀實作品都在討論，為什么女性難以成為完美無私的母親，為什么不是每個女人都想成為母親，以及為什么有缺陷的母親也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我最近看了一部相關主題的電影《暗處的女兒》，根據費蘭特的小說改編。影片講述的就是一個年輕時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因為職業(yè)上的抱負——拋棄女兒的母親。

門羅事件是一記非常沉重的拷問。它提出了太多的問題，包括一個母親的自私在多大程度上有道德正當性？一個母親可以選擇愛自己勝過愛他人嗎？可以選擇愛丈夫勝過愛子女嗎？如果選擇更愛丈夫，是不是就淪為父權制的“倀鬼”，進而失去了女性主義者的資格？

尹清露：我困惑的是，事件中門羅作為父權制的受害者，但好像又是某種加害者，這讓她的位置變得非常復雜。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門羅在得知真相后對她女兒說：“But you were such a happy child.”門羅在這句話中好像在隱藏什么或者在轉移目光。

她逃避的東西是什么？也許是父權制的束縛，也就是她不愿意面對的東西。子人所說的重建母職敘事，雖然有《暗處的女兒》這樣的作品出現，但是大多數時候當我們說重構“母職”的時候，這些“自私”的母親還是愛孩子的，只不過除此之外她們還想做快樂、自由自在的母親。她們并沒有做出任何過分的事，或者像門羅一樣觸及到根本矛盾。

徐魯青：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地方是，當時她去拜訪門羅，門羅主動提到自己讀到的一篇短篇小說，內容關于一個女孩因為她繼父的性侵而最終自盡。門羅對小女兒說的是，那她為什么不將這件事情告訴母親呢？小女兒可能是聽到門羅的反應，聯想到了自己，才決定把遭遇寫在給門羅的信里面。事件的發(fā)展如我們后來知道的，門羅沒有對這件事做出反應。后來小女兒在文章里面寫道，她相信門羅已經回答了關于故事中那個女孩的問題，她沒有告訴母親，因為她寧愿死也不愿冒被母親拒絕的風險。我讀到這里挺心碎的。

另一方面，當門羅站在文字層面聽到這件事情時，她的第一反應也像我們一樣，認為母親肯定會保護她的。但是事件實際發(fā)生的時候，會有一種理念和事實或者自身處境的割裂。

董子琪：我注意到報道的幾個細節(jié)。其一是門羅在知道這件事之后并不是完全地無視，她是有反應的，她搬離了她和丈夫弗蘭姆林的家，到另外一個公寓里面獨自居住了一段時間。

在此期間，全家人都知道了這件事。門羅女兒的繼父寫信給小女孩的親生父親吉姆·門羅。他在信中說，事件發(fā)生有一段時間了，并聲稱是小女孩先勾引他的，他是一個受誘惑的、無辜的對象。只是后來門羅沒有堅持，她還是回來了。

還有一點，小女孩沒有選擇告訴她的媽媽，背后可能是有很多復雜的情況。女孩自述她第一時間告訴的是她的繼兄，哥哥告訴了自己的媽媽，也就是她的繼母，繼母才轉告了她的父親。這種多環(huán)節(jié)的傳播，不知道有多少信息在中間流失。所以安德麗娜的姐妹在事后回憶說，他們的父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他沒有去跟門羅對峙，低估了這個事情的影響。但是他還是交代了他的大女兒回門羅家的時候，不要讓小女兒和他的繼父單獨待在一起。顯然這是很難做到的。

這可能是多方面問題的疊加，母女關系、父女關系多方面造成了這樣一個復雜的處境。然而我覺得這非?？尚?，因為小女孩第一時間告訴的是跟她年齡最接近的哥哥，哥哥告訴了自己的媽媽，非常符合現實的邏輯。如果是在影視劇里面，很可能她第一時間就告訴了自己的爸爸或者媽媽，就會簡單很多，現實更含混。還原事實時，報道也應該提到這些方向，而不只是說門羅是個惡女。

02 作家的作品到底有多少自傳成分？

徐魯青：門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人們對她的評論是：她書寫出女性自我的迷失，對控制的甘于臣服，這些東西始終縈繞在門羅數十年的作品里，她不厭其煩地重復著。如果她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沒有經歷過自我的迷失、對于控制的臣服，門羅可能的確寫不出這樣的作品。

尹清露：我讀門羅的作品時，也會覺得她筆下的人物都是不斷地在逃離、做出妥協但仍處于迷失中的女性。我昨天又看了門羅比較晚期的作品《逃離》，很具體地講述了一個女孩從哪里逃到哪里，但中途又折返回去，最后并沒有逃離成功。

只不過，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東西是否能就這樣聯系到ta的人生，或作品有多少自傳成分？這也是一個問題。我記得門羅在采訪里面提到，她的寫作并沒有像大家想的那樣，有這么多自傳成分。當然這句話也可能存疑。

前不久的電影《墜落的審判》探討的問題跟門羅有很大的重疊。在法庭上，檢察官想把女作家的小說情節(jié)和她是否謀殺了丈夫強行關聯起來，而檢察官幾乎是作為一個丑角被呈現的，導演很明顯在批判這種視角。

董子琪：辛波斯卡有一篇比較諷刺的文章，她說一些讀者從日記自傳或自傳體小說里面想要尋找到作者的真我。就像許多人在讀《紅樓夢》時，會將書中情節(jié)對應到具體的歷史事件中。這是一種歷史的而非文學的讀法，好像文本后面有一個謎團，作者的寫作如同謎語，需要抽絲剝繭地推理真相。

先不說這種讀法是不是能夠接近文本或者作者真實的意圖。辛波斯卡說檢查自己的良心很困難，但審查別人的良心是沒有痛苦的。而且這是相當民主的做法，它的民主在于雖然讀者可能在文筆、思想、地位和名聲上都遠遠不如這個作者，但是讀者可以檢視作者的良心，從而可以證明我們的某種信念，即我們是更好的。帶著這種信念去閱讀，就像是在挖礦、找尋寶藏和意外得財。辛波斯卡指出，有很多讀者會發(fā)現指控作家有道德瑕疵，反而能松一口氣。

潘文捷：我發(fā)現門羅是1931年出生的，門羅發(fā)現這個事情是1992年，她當時是62歲。我想指出一點，門羅生于1931年，真的年紀很大，戈爾巴喬夫也是那年出生的。你能想象這件事發(fā)生在戈爾巴喬夫家里是什么樣子嗎？而且就門羅的出身背景來說，她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個小鎮(zhèn)。我在《The Daily Beast》中看到的分析文章提到，在門羅所處的那個時代，在西南安大略的這個小鎮(zhèn)上，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會被掩藏起來的。這就是她所處的生活處境。

門羅的寫作被叫作“南安大略哥特式風格”，她的作品中有很多哥特文學的元素，包括亂倫、孩子被遺棄等。1973年門羅接受采訪的時候，她就談到了她成長的這個世界是多么“哥特”，這種哥特式的生活與對秘密的隱藏密切相關。罪行發(fā)生在不為人知的地窖中，在門羅的生活環(huán)境中這些事情都是很常見的。

中國媒體紀念愛麗絲·門羅或者介紹她時，都談到門羅并沒有完全認可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門羅說：“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僅僅限于我贊成的某些方案?！彼J為女性主義作為對待生活的一種態(tài)度是別人強加給她的。她在寫作的時候并不考慮女性主義的政治，只是考慮故事情節(jié)是如何發(fā)展的。我并不是說門羅不是女性主義者，或者沒有女性主義思想，而是認為不應該從教條的角度去理解門羅寫作中的女性主義。

我發(fā)現作家有很鮮明的特點，他們很不愿意稱自己為某某主義者，不愿意給自己貼上標簽。因為一部小說變成了某某主義小說，會把整個故事用來做政治教條的宣言。

另外，門羅一家非常有文化，全家人都在引經據典——女兒下定決心吐露這件事是因為看了一本小說。子琪寫的稿子也談到她的繼父引用納博科夫的《洛麗塔》，說是女孩引誘他的。女性主義者總是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那么門羅自己是不是一個受害者呢？首先是丈夫背叛了她，按照剛才子琪的描述，她基本上是家里最后一個知道的人。她跟女兒好像也沒有很親密，女兒并沒有直接跟她講。這在親子關系中非常常見，孩子以為父母會對孩子說“對不起”，但是父母卻跟孩子說“沒關系”，父母往往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我不是在說門羅沒有做錯，但我也能夠理解門羅為什么會這樣處理。

03 被簡化的女性主義教條與復雜的生活情境

尹清露：非常認同文捷所說的。女性主義通過這些年在大眾話語中的傳播和流變，不可避免有簡單化的傾向。它被簡化成教條，再把這些教條去對應到一個你認為應該符合的女性身上。這本身就非常不女性主義。

我在北京電影節(jié)參加了戴錦華和許鞍華的對談講座。感受特別強烈的是，講座明顯被安上了女性主義的視角，戴錦華作為主持人也被強行安排了任務，要向許鞍華提出問題：你的作品中女性視角怎樣？你是怎么呈現女性主義的？許鞍華將這類問題化解掉了，她說因為自己是女的，寫自己的事情比較順手而已。很明顯能看出來，一個是從理論出發(fā)，一個是從復雜生活或者創(chuàng)作面向出發(fā)。很多讀者用教條去評論門羅時，我也覺得非常不公平。

林子人：文捷指出門羅的年齡這一點非常關鍵，我們不能忘記門羅是以92歲高齡逝世，她的人生基本上跨越了大半個20世紀。女性主義也差不多是在這一個世紀中才出現突飛猛進的進步的。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考慮到歷史局限性的問題，再加上她是一個生活在加拿大小鎮(zhèn)的女性，當地的社會氛圍本身就很保守——在熟人社會中主動袒露家庭丑聞，當事人要承擔非常巨大的壓力。這個事件中肯定很多人都做錯了事情，但是他們做出的選擇不是沒有討論空間的。

董子琪：最讓人失望的一點是門羅在后來《紐約時報》的訪談中還表達了對丈夫崇拜，這成為了她與女兒斷絕往來的最后一根導火索。這么厲害的女作家，為什么對于像這樣的一個有明顯缺陷的男人，有著如此深厚的愛意呢？

尹清露：很多人用愛女/恨女的邏輯來評論門羅，這對于事件的思考完全沒有幫助。子琪提到為何門羅會這么深愛丈夫，這是理想腳本（女性應獨立自強等）和實踐的偏差，這個偏差難道自己就沒有嗎？大家都沒有辦法按照理想話語去生活吧？我覺得，還是需要去思考理想/理論面對具體倫理時的張力。

之前讀過人類學者Saba Mahmood的研究，她致力于研究伊斯蘭教和女性主義的交叉性。她提出一個觀點——女性主義意義上的能動性是非常狹隘的，不足以解釋非自由主義傳統女性的訴求，比如伊斯蘭教女性的渴望、情動或者意志。我們通常會覺得女性能動性=對抗父權體制，但是Mahmood擴寬了其定義，她把性別能動性看作是一種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通過互動而被塑造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視角也適用于門羅。就像文捷所說，門羅生于1931年，我們要把性別政治放在這個特定的生活世界里，而不是從已知的、消除了不平等的立場出發(fā)。比如，子琪提到門羅知道這件事情之后，她其實是遠離了自己的丈夫一段時間的，但最后還是回來了；以及，我發(fā)現門羅強調自己沒有辦法寫出長篇小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孩子后需要做很多家務，沒有足夠時間寫作，她肯定有一些怨恨或受害者情緒。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所有這些都考慮在內，再去思考事情是怎樣的？而不是直接驚訝地說再也不讀門羅，或者諾獎的組委會應該把她除名。

Saba Mahmood的研究提到，研究者的使命并不是提供一個可以被證實正確的理論，也不是要自圓其說，或者說自己的立場有多對，重要的是提出一個（被普遍認為早已被解決的）詢問，而詢問會引起更多的詢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不斷打破自己，得到進化。

04 寫作與文學的道德

潘文捷：門羅的名聲如日中天，她因此好像變成了女性主義寫作的偶像，所以這件事情越發(fā)不能說出來。沉默中有懷疑、無知、恐懼，有懦弱，還有對名聲隕落的恐懼。假如你是門羅，已經成為全世界的偶像，還得了諾獎，家里的這個事情也沒有被報道，會有憑空把它說出來的契機和動力嗎？

林子人：當丑聞真的曝光了，作為一名知名作家真正恐懼的到底是什么？你擔心的是讀者因此拋棄你嗎？是作品的價值驟然下降嗎？這些問題對讀者來說也是一個拷問。反性騷擾運動之后，這樣的事不停地在發(fā)生，電影界也有不少先例。 Woody Allen是一個如此有才華的電影導演，但他同時被認為有戀童癖傾向，跟自己的繼女結婚。那我們要抵制他的電影嗎？放到門羅的例子里面，這一事件肯定會影響我們對門羅文學遺產的看法，但要怎樣去看失德作家的作品也是一個很難得出答案的問題。

我昨晚在讀《Drawing The Line：What to Do with the Work of Immoral Artists from Museums to the Movies》，中譯本《劃清界限：如何對待失德藝術家的作品》即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書中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當一個創(chuàng)作者有道德缺陷，是否意味著作品的美學價值會打折扣。這本書給我一個重要啟發(fā)：這是一個需要具體案例具體分析的問題。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希特勒，希特勒在進入政壇之前一度想要成為畫家，他確實畫了很多風景畫，雖然談不上畫技高超，但是水平也不賴。從畫作中我們恐怕非常難看出他日后會成為納粹頭子、20世紀最大的惡棍。在這個案例里面，創(chuàng)作者的道德缺陷和作品的美學價值是彼此沒有聯系的。

門羅的情況更加復雜，我們普遍認為她的小說有一些自傳色彩。她創(chuàng)作的故事會引導讀者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去思考女性的處境。我們身為讀者不可避免地去問，門羅是不是通過寫作來為自己的道德缺陷辯護，這種做法又是否會影響到我們對作品的評價？《劃清界限》第一個章節(jié)從正反兩面探討了這個問題。

根據“非道德論”（immoralism）的觀點，解釋藝術家的行為以及TA的行為對其作品的意義時要特別謹慎，有時候藝術家的道德困境反而會讓作品產生更高的審美價值。我們沒有理由堅持認為道德有缺陷的作者肯定會創(chuàng)作出審美上更差的作品，很有可能情況是相反的?，F在我們知道門羅的人生中有這樣一件事時，我們可能會對她的諾獎頒獎詞有了不同看法，但是我們沒辦法去掩蓋評價積極的一面：門羅確實用精妙的語言寫出了很多女性不為人知的困境。我們可以稱門羅的寫作或許包含了她的道德缺陷，但是它帶給了讀者思考，那這個思考就是有價值的，她的作品也是有價值的。

董子琪：子曰：“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比撕脱宰鳛閮蓚€不同的面向，不能因為某人的話說得好就推舉他，也不能因為某人不好就否定他的一切。兩者的關系是可以被討論的。

尹清露：Saba Mahmood曾說：“Virtuous habitus is acquired through virtuous habits.”有德行的慣習是通過善行去達成的。但是這種行為具體是什么，這也是可以討論的。寫作或許不足以成為這種善行，反而很多人是逃離到文字中，去放任自己的困惑。我們無法把一個人的作品跟他的德行對等，相反，文學也許是一個無底深淵。

潘文捷：雖然可能會存在失望和抵制，但從長遠來看，這個事情反而增加了門羅的復雜性，從而增加讀者的好奇。有很多人是因為作家本人的故事，才會想去看他們的作品。

林子人：跟在什么年齡進入這個作家的作品也有關系。我買門羅的書時還沒結婚，還沒有意識到婚姻是個如此復雜的事情。當時讀門羅的故事都覺得不夠爽快、黏黏糊糊的，不知道這些女人在想什么?，F在30多歲的年紀再去看，肯定想法會有所改變。另外，我們還了解到了門羅的生活，我想這會給我們提供更多門羅作品的解讀空間。

人類就是這么復雜，黑和白之間有非常多的灰色地帶?？赡茉谀骋粋€時間里你是好人，在某些瞬間做了錯事，這個太正常不過了。優(yōu)秀的小說家能夠把這種復雜性放在作品里面讓我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