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自25歲起，伊藤詩織已經(jīng)在斗爭中度過了八年。她如今在哪里，過得還好嗎？

讓我們快速閃回此前的故事——2015年，在一次商談工作的晚餐后，身為記者的伊藤詩織被山口敬之（前TBS電視臺華盛頓分社社長，與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交甚密）性侵，檢方以證據(jù)不足為由不起訴山口。2017年，伊藤提起民事訴訟，這是日本歷史上首個女性公開實名指控職場性侵的案例。伊藤也被認為是日本反性侵運動的代表人物，著作《黑箱》與BBC紀錄片《日本之恥》披露了大量日本司法體系中的漏洞，以及背后諱莫如深的性羞恥文化與日本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現(xiàn)狀。

2019年12月，法庭裁定民事索償勝訴，山口賠償伊藤詩織330萬日元。伊藤在深冬披著圍巾高舉“勝訴”標語的畫面，自此定格于歷史之中，成為了一個對無數(shù)女性而言相當重大的時刻。

這也是伊藤為數(shù)不多真正表露情緒的時刻。在《黑箱》中，即使伊藤保持著記者的客觀冷靜，盡量將自我抽離以俯瞰全局，但在判決還未明朗的2017年，讀者仍能從字里行間讀到她的恐懼與焦灼。為了不被牽著鼻子走，伊藤刻意避免以性暴力受害者的面目示人，內心的呼喊都被宣泄在了日記里。在日記中，她稱“這是一場靈魂的殺戮”，疑惑著為何痛苦綿綿不絕，就連時間也無法治愈。

不過，時間終究還是改變了些什么。這一轉變的過程被寫在了隨筆集《裸泳》中，這本集子收錄了伊藤寫于2021-2022年間的文章。她的語氣逐漸變得放松，盡情書寫著“作為伊藤詩織”的感受，她說這是重要的“自我救贖”過程——在西表島吃油炸甜面果，每日早晨繞著家門口穿睡衣散步。伊藤為逃離日文生態(tài)下的誹謗謾罵去到英國，終于稍稍感到安全，她的勇敢發(fā)聲也聚集起了許多互相支撐的朋友。正如書名所展示的那樣，此時的伊藤終于能稍微褪去“新聞記者”與“受害者”的雙重身份，而只作為自己，縱身大海，悠游其中。

這些隨筆如此動人，因為重建生活是如此不易。在案件過后，伊藤仍要承受網(wǎng)絡誹謗造成的二次傷害，相當一部分就出自女性之口，漫畫家蓮見都志子聲稱伊藤的行為是“枕營業(yè)大失敗”，自民黨的議員杉田水脈說伊藤借助女性身份撒謊，這些都毫不意外地被她懟回去，并提起了名譽損害訴訟。伊藤個人生活的波瀾也遠未結束，她仍要遭受失眠的困擾，做著被年長男性窮追不舍的噩夢；即使吃著炸面果，想起的也是被性侵后的第二天和妹妹在甜品店見面的場景。

于是，《裸泳》并非是“迎接新生”的童話故事，更像是一個人學著如何在游泳時呼吸，而生活總是好一點又壞一點。在更廣闊的現(xiàn)實中，日本的反性騷擾運動也緩慢行進著，事實上，這片土地從未迎來任何成規(guī)模的“運動”，僅有零散的抗議者，但是改變畢竟發(fā)生了——2019年，以名古屋一例父親性虐待女兒無罪的判決為契機，“花朵運動”開始在各地蔓延，人們手捧鮮花聚集在法院或車站抗議日本釋放性侵者的判決傳統(tǒng)。日本娛樂界也掀起了指控導演等上位者性騷擾的風潮，最為著名的是對杰尼斯事務所創(chuàng)始人喜多川的指控，2023年事務所發(fā)表報告正式承認其性侵過多名年輕男孩。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回到“伊藤詩織”這一原點，伊藤曾為喜多川事件的BBC紀錄片提供過幫助，她也長期以獨立記者的姿態(tài)，關注和報道著世界范圍內的性暴力與人權議題。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曾于2019年對伊藤詩織進行過專訪。以《裸泳》中文版面世為契機，我們再次重訪伊藤，聊到了她的近況，以及她如何看待東亞及日本范圍內的反性侵運動與女性主義流變。視頻連線那邊的伊藤表情放松，神采飛揚，任由家中的小狗叼著玩具跑來跑去，她的語調也一如既往地熱情而充滿感染力，令人在安心之余毫不猶疑地感嘆：果然，正是傳說中的伊藤詩織小姐。

01 與其說時間治愈了我，不如說行動治愈了我

界面文化：從《黑箱》到《裸泳》，中間已經(jīng)過去六年，是什么啟發(fā)你寫下這些隨筆？另外，書中關于你在星空下裸泳的片段非常令人受觸動，為什么會以“裸泳”為題？

伊藤詩織（以下簡稱伊藤）：哇，已經(jīng)過去這么久了嗎！這本書是我的編輯提議的。我們最早在一次采訪中認識，因為年齡相仿，覺得彼此很投緣，自那以后，我們就經(jīng)常分享看到的新聞和資訊、聽過的播客等等，成為了要好的朋友。她知道我是個思維特別發(fā)散的人，就對我說：“要不要把你每周寫的東西發(fā)給我呢？”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習慣，但我們小時候經(jīng)常會寫交換日記，僅限于朋友之間傳閱。

我平時也會寫私人日記，那是我唯一能夠遠離新聞書寫的地方，但肯定不會拿出來分享，因為寫的是最赤裸誠實的心情和生活。所以把它們公之于眾還是有點困難，不過我也很開心我做到了，畢竟上次寫《黑箱》時，我是完全以記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盡可能剝離了自己的感情，因為我那時覺得記者不應該太感性，但這次我可以把所有想到的都寫下來。

《裸泳》一章寫了我在夏威夷參加朋友婚禮時在海中游泳的經(jīng)歷，那也是我那一年中的高光時刻。我感到自己和自然深深相連，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既是“無我”也同時是所有人，那是一個特別美麗的時刻。說回到書的標題，有一次，我們在和書籍封面的設計師開會討論該用什么封面和標題，大家想了好幾個方案，但都不太合適，我就想到了那天晚上在漆黑的海水中仰頭看著滿天繁星的畫面，想到我今年做過最棒、最值得紀念的事就是裸泳！

書封設計師覺得這想法挺酷的，但是我的編輯有點猶豫，當時場面一度陷入沉默，大家都有點面面相覷。不過，我們還是把它作為方案之一提交給了巖波書店出版社，我聽說有些年紀比較大的人對這個提案很不滿，畢竟我是一名性侵害事件的幸存者，用“裸體”這樣的字眼好像不太好。但我還是想拋開他們的顧慮，最終推動編輯通過了提案。我認為，“赤裸”并不一定要跟性聯(lián)系起來，它也意味著最真實的自己。

界面文化：你寫到自己終于有了“活著”而不是“活下去”的感覺，這些年心情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另一方面，案件的訴訟過程持續(xù)了五年之久，它也貫穿著這本散文集的寫作，現(xiàn)在的你和事件保持著怎樣的距離感？

伊藤：如今我的心態(tài)和以前雖然相似，但已經(jīng)不完全相同了。寫完《黑箱》之后，我為了校對重讀了大概四次，但是自那以后就再也沒有翻開過它了。所以每當它被翻譯出版成新的語種，我都會有一種新的體悟，發(fā)現(xiàn)自己的心情已經(jīng)和2017年寫這本書時不一樣了。2023年，《黑箱》出版了斯洛維尼亞語版本，我也去了當?shù)氐膱D書活動進行了發(fā)言，但是事情已經(jīng)過去5、6年了，社會——尤其是日本社會，對于性侵害相關事件的態(tài)度也有很大的變化，所以這讓我對事件擁有了更強的距離感?，F(xiàn)在我做噩夢的次數(shù)少了，也不太經(jīng)常恐慌癥發(fā)作了。

其實，我從來不相信“時間會治愈一切”的說法，雖然我經(jīng)常從別人那里聽到這句話，他們也是真心想讓我振作起來。但是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時間治愈了我，不如說是我采取的行動治愈了我，這些行動也包括講述自己的故事。通過分享故事、聆聽他人的故事，我也遇到了更多可以信任的人、與他們產(chǎn)生了聯(lián)結。

除了撰寫《裸泳》，我還即將完成一部關于自己的紀錄片。那個過程比寫書更加殘酷，因為我必須在錄像里看到自己，還得面對實時監(jiān)控攝像頭，這都會喚起過往的痛苦，但是經(jīng)過這些年，我意識到雖然我不愿意直面它，但我的確有能力講述自己的故事，這也讓我每天都能變得更勇敢一點。

界面文化：可以展開講講這部紀錄片嗎？它是關于什么的？

伊藤：紀錄片的名字是《黑箱日記》（Black Box Diaries）。影片將會呈現(xiàn)我和警察問詢時的秘密錄音、我做過的一系列調查，以及我在撰寫《黑箱》期間寫過的日記等等。

作為一名拍攝他人的紀錄片導演，僅僅是看到自己出現(xiàn)在屏幕上都是很難的，而我還得選擇如何呈現(xiàn)自己在影片中的身份，因為如果說我只是一名記者，那肯定是在撒謊，我也是人，有著人的情感，所以我在這部影片里的聲音也是更加私人的。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寫到許多在面對記者會和法庭后能量耗盡后，依靠辛辣的食物、睡衣散步、見朋友“補充能量”的故事。對于同樣需要在遭受創(chuàng)傷后給自己打氣的讀者來說，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經(jīng)驗嗎？

伊藤：其實我很不擅長做這種事，尤其是當我剛剛把自己的經(jīng)歷公之于眾，就像是把自己直接扔到一場風暴里，我也花了好幾年才從刑事訴訟、網(wǎng)絡誹謗中恢復過來。不過，正因為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才能擁有許多有著相似經(jīng)歷的朋友，或者即使我們的經(jīng)歷不同，也都同樣遭受著心理上的抑郁和折磨。是這些朋友告訴了我怎樣活下去，比如，要是你想自殺，那該怎么辦？這種念頭其實是誰都有可能遇到的。

我跟著他們學到了許多，比如在我家的河邊散步，煮一杯茶或者咖啡、喝杯紅酒，都是些特別簡單的建議，但因為它們來自真正受過創(chuàng)傷的人，所以也特別管用。我以前還在墻上貼過一個清單，上面寫著我能做的一些小事，要是感覺自己走進了死胡同，我就照著清單去做。不過幫助我最多的還是朋友和家人，我的貓和狗，當然還有熱辣的食物，那是我最常用的應對機制之一（笑）。

總之，我想對那些還在遭受折磨的人說，無論如何一定要活下去，這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你現(xiàn)在可能感覺很差勁，以后還可能會更差，但是請相信，一定有什么方法能讓你感覺好過一點，哪怕只是一點點。我覺得身邊有人、有小動物的存在就能讓人安心很多。

界面文化：在書中，“家”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它好像既指向心靈歸屬，又指向一個人的身體——就像你說過的，性是身體的地基，破壞了它就破壞了靈魂的基礎。另外，為了離開在日本受到的誹謗，你不得不去往倫敦居住，這些都讓家的含義變得復雜起來。你覺得家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伊藤：它就是我的家呀（指指身邊汪汪叫的小狗）。當我們還小的時候，是很難去選擇家人的，我們的確擁有血緣家庭，但是我不太相信血緣的唯一重要性。我認為在亞洲，來自家庭的壓力是類似的，因為家人們的意見和想法，我們往往沒法活成想要的樣子。我很感激我的母親、父親、妹妹和弟弟，也很愛他們，但是我認為我可以自由地選擇和誰一起生活，這并不意味著我被婚姻束縛了，它僅僅意味著我想和誰共度每一天、希望身邊被誰所環(huán)繞。

這個想法對我的幫助很大，因為當事件發(fā)生時，我感覺自己失去了“家”，失去了心安之地。我那時也想通過在公共場合發(fā)言來和家人保持一定距離。但我也很幸運地找到了其他朋友，他們比家人更了解我，知道我更多好玩的秘密。所以我現(xiàn)在可以自信地說，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緣關系，如果你的家人讓你感到痛苦，有時也需要保持一定距離。我也不會把什么都告訴他們，如果我的家人知道我要去烏克蘭或者戰(zhàn)時地區(qū)采訪，他們肯定會瘋掉的。

02 破冰者正在出現(xiàn)，日本反性騷擾運動落后于韓國

界面文化：媒體經(jīng)常會提到，伊藤詩織是日本反性騷擾的第一人和引領者，然而日本在你之后并沒有形成具規(guī)模的運動。不過，這幾年來也陸續(xù)興起了花朵運動（注：日本2019年3月連續(xù)四起性侵案被判決無罪，引發(fā)各地民眾的怒火，許多女性手拿花朵和標語上街聲援被害者），以及最近的杰尼斯解散事件。你如何看待日本這幾年來在反性侵犯方面的變化，情況是否有所好轉？

伊藤：是的，我從沒覺得日本形成過大規(guī)模的社會運動，比如與韓國相比，我們是遠遠落后的。當然，在我之后出現(xiàn)過一些破冰者，盡管不太多，但仍然是有的。

我是在反性騷擾運動興起的半年前公開自己的故事的，所以，雖然人們都說我是日本反性騷擾運動的代表人物，但我其實從沒用過這一標簽。不過，這場運動也幫了我許多，以前的日本民眾和媒體都不明白為啥受害者要講這么一個故事，但是現(xiàn)在大家知道還有好多人像我一樣。

即便如此，很多日本人依然覺得這是西方的事，與自己無關。我自己也受到過來自本土的網(wǎng)絡誹謗，我不想成為一個不好的榜樣，所以會盡量在公共場合保持鎮(zhèn)定，但是恐懼感仍然揮之不去，而且誹謗是真的能置人于死地的。每每看到有人站出來發(fā)言后遭受言語中傷，我都特別難過，因為我知道，他們其實非常清楚這樣做的后果，可還是不得不做，因為他們無法尋求其他幫助，也沒有合理的司法系統(tǒng)給予支持。

的確，我們的意識更加進步了，日本媒體也比以前更關注此類事件了，法律層面上也有所更新，但是更新得還遠遠不夠，很多人還是不得不勇敢地站出來，在聚光燈下談論自己的噩夢，而這本不應該是尋求幫助的正常途徑。我希望終有一天，我們不必再大聲疾呼，而是能在這之前就獲得幫助。

界面文化：在反性侵犯方面，日本的法律最亟需改進的地方是什么？

伊藤：近來，日本把性同意年齡（注：未成年人同意與他人進行性行為的最低合法年齡）從13歲提高到了15歲，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而比起世界上其他國家，以往的13歲實在是太低了。但是，對于何為“同意”的判斷標準卻仍然沒變，為了證明自己被強奸，你必須出示被威脅或被侵犯的證據(jù)，即使你說自己沒有同意，那也是不算數(shù)的。

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也根本就說不通。在那樣的場合，你很有可能什么也做不了，瑞典的科學家已經(jīng)研究過，70%的人在遭受強奸時身體會僵住，這是正常的身體反應，所以你也自然無法證明自己曾受到過暴力威脅。除此之外，有關性同意的教育也需要更新，日本有一個俗語是“嘴上說討厭，其實很喜歡”（嫌よ嫌よも好きのうち），日本的學校還有這樣的一種說法，大意是“老師只能教給學生精子遇到卵子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說，老師是不能教授跟性有關的知識的，那你怎么指望13歲的孩子明白何為性同意？

現(xiàn)在的性同意年齡提高到了15歲，但仍然亟需去探討和普及到底什么是口頭同意，而我們的教育和法律在這方面是有很大缺失和誤解的。

界面文化：另外如你所說，你在成為公眾人物后承受了許多中傷，一部分誹謗正是出自女性之口，你自己也經(jīng)常被認為是日本人中極少數(shù)敢于公然反抗的女性。一路走到現(xiàn)在，你會偶爾感到孤單嗎？

伊藤：我以前會的，但是現(xiàn)在不會了，因為我足夠幸運，能夠與日本之外的人建立聯(lián)系。所有這些威脅、誹謗、中傷都是出自日本人之口，嚇得我甚至不敢走出東京的家門，但如果我還能搬走，就能找到安全的地方，找到可以傾訴的人，而我知道，如果他們經(jīng)歷同樣的事情，也會做出和我一樣的舉動的。

上次的中國之行就特別激勵我。每次我在日本出席相關活動，出面支持我的都是50歲以上的老年女性，她們大概是經(jīng)歷過70-80年代學生運動的那群人吧，但是我看不到現(xiàn)如今經(jīng)受著創(chuàng)傷的人們。但是在中國，我看到許多同齡人來到活動現(xiàn)場，激動地分享著自己的故事，這讓我感到一切都是值得講述的。

日本有這樣一個說法：“槍打出頭鳥”（注：日文直譯為“出頭的釘子最先被打下去”），這就很能說明日本人的心態(tài)。但是我認為，如果所有人都站出來，所有釘子都能出頭，那也就沒有釘子能被打下去了，這也是我的希望。

界面文化：你曾在采訪中提到過，“日本只有老年女性前來支持自己”這件事是一個未解之謎，你現(xiàn)在找到謎題的答案了嗎？

伊藤：我不太確定……這倒讓我想到一件事。上周日我在寶塚市發(fā)表了一次演講，現(xiàn)場來了大概250名聽眾，都是看上去很年輕的女性，活動組織者超級興奮，因為這種事從來沒發(fā)生過。結果到了最后的問答環(huán)節(jié)，我才發(fā)現(xiàn)，她們都是來自中國的交換學生，因為我原定的中國行延后了，所以有些人是特地趕來的，還有女孩拿著中文版的《裸泳》給我看。

所以，我的確遇到過一些關心社會運動的（日本）人，但是在學校和日常生活中，性侵害的議題并不經(jīng)常被談論，可見度也不高，對許多人來說還是很可怕的，比如對我的妹妹來說就是這樣。但是這類議題和她們也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我還是希望能盡我所能，用我的書和紀錄片觸及到更多人。

界面文化：這幾年來，東亞三國的女性主義迎來了一些變化和發(fā)展。比如你在《裸泳》中提到中國臺灣地區(qū)之旅，意識到女性主義也可以是令自己愉悅快樂的；韓國興起了激進女性主義的浪潮，《她厭男，她是我女友》的作者閔智炯也在日文版的后記中提到了你，從中能夠看到女性主義的接力和傳承。就你的觀察而言，日本在其中位于怎樣的位置？可以聊聊你近來有關女性主義的心得嗎？

伊藤：我不是特別清楚你說的激進女性主義是指什么，不過對我來說，女性主義意味著無論你想成為怎樣的人，想做怎樣的事，性別都不應該成為負擔或阻礙，這就是底線。許多人對女性主義存在誤解，認為女性主義就是仇視男性之類的，但事實并非如此。當然，男人們也有自己的問題，尤其是在亞洲，他們覺得男人就應該強大、應該是家庭的頂梁柱等等，這些是需要討論的。

如今，女性主義在很多方面都發(fā)生了變化。過去，女性主義者們要燒胸罩，為女性獲得權利奮力抗爭，多虧了她們，我們已經(jīng)擁有了這些權利，今天我們擁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也有各種新問題涌現(xiàn)出來，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說，現(xiàn)在的女性主義是沒有固定形狀的。

我非常有共鳴的一點是，這些女性對自己的感受更加坦誠，也更愿意談論這些感受了，雖然這在日本還是比較困難。所以，我也很開心《她厭男，她是我女友》這樣的書能被翻譯成日語，近來也有許多韓國文學引進日本和中國，反過來也是同樣，我的確感受到了這種積極的變化。

很多時候，站在自己的立場發(fā)聲是很難的，但是由于我們擁有相似的社會環(huán)境、相似的目標，也就能夠通過互相對話，用不同的方法去達成共同的目標。激進的方式也是其中一種，但我認為，通過文學或紀錄片這樣的媒介，我們更有可能擴大影響和聯(lián)結的范圍。

界面文化：這幾年來，你一直在關注性暴力和其他人權問題，比如塞拉利昂的女性割禮習俗，以及秘魯“毒谷”的少年們。你是如何選擇值得報道的選題的？自身的經(jīng)歷又怎樣影響了你此后的工作？

伊藤：在我為了自己的性暴力案件進行調查時，我總是在想，一旦做完報道，我就再也不想再去思考性暴力了，也不想再回憶自己的創(chuàng)傷了，但是它的確改變了我的工作方式。我以前總是那個掌鏡的人，但是自從來到鏡頭前，談論起自己的噩夢和慘痛教訓，我就再也不能滿足于簡單的拍攝了，我希望知道為什么他們想講出自己的故事，也想盡可能地平視他們，思考他們的處境。2023年土耳其大地震后我去到了現(xiàn)場，遇到了一個十歲的小男孩，讓他跟我一起拍攝了他看到的一切，這件事也給了我很大啟發(fā)。塞拉利昂女性割禮的系列報道是一個巧合，我本來是去做其他報道的，然后就遇到了那些女孩。

很多新聞報道比較直接，更資訊化和數(shù)據(jù)化，但是紀錄片可以加入更多本人的生活細節(jié)和情感，這樣就有了一個溝通交流的空間，這是我喜歡的工作方式。我發(fā)現(xiàn)人人都有一些很棒的故事可講，這些故事也真實地反映了社會問題，所以，我從來沒有“決定”過要拍什么，一般都是先見到那個人然后再決定，我也不想陷入固定的工作模式里。

界面文化：“裸泳”意味著真實的自己，但是對你來說——或許尤其是對你來說，身上又有著各種身份和標簽，比如“記者”、“幸存者”、“戰(zhàn)士”。在這個仍然要求完美受害者的社會，你是如何在這幾年來盡量不受影響的呢？褪去標簽的伊藤詩織，到底是誰呢？

伊藤：謝謝你，這個問題很重要。其實我們可以想象一個裝滿標簽的抽屜，而你拿著抽屜的鑰匙，無論別人怎么稱呼你，你都有權力決定何時貼上標簽、何時放回去，保留哪些又扔掉哪些，就算自私一點也沒關系?，F(xiàn)在的我已經(jīng)能更游刃有余地做這件事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必再付出那么多努力，這也是因為我不像之前必須貼著這些標簽了。我也不覺得擁有標簽是一件壞事，有時它的確能幫助你做成一些事或者給你鼓勵。

關于我是誰，我還在不斷發(fā)掘的路上。但是說到底，我感覺自己……誰也不是（I'm just no one），沒有被任何東西所依附，所以也會覺得有點孤獨（笑），但是現(xiàn)在，我真心為自己獲得的力量感到高興。有時我也會迷失自己，不得不打開抽屜重新貼上標簽，就這么來來回回，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擁有選擇的權力。我也建議，人這一生至少應該在星空下的大海里游一次泳，即使不是真的游，你也可以想象一下那種感覺，請記住你只是萬千生物中的一員，記住最本真的自己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