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chuàng)瞰巴黎 Pierre-Marie Lledo
編輯|Meister Xia
一覽：
- 最新研究顯示，認知神經(jīng)科學與道德哲學兩個看似不相關(guān)的領(lǐng)域其實存在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
- 該項科研成果揭示了大腦中負責道德判斷的具體腦回路，包括獎勵機制、風險評估機制、還有共情機制。
- 道德觀念給人類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進化優(yōu)勢。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成功繁衍，證明了社交對于生存的重要性。
- 正是道德觀讓人類避免了許多災難、疾病、矛盾沖突，并減少了對群體有害的反社會行為。
- 人類與生俱來的社會傾向和道德判斷能力，是千百年優(yōu)勝劣汰形成的本能。也許正是因為人類善于跟“非親非故”的同伴合作，才成為了如今地球的主宰。
道德和自然科學，乍一看仿佛是兩個毫無關(guān)聯(lián)、不容混淆的學科。但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新發(fā)現(xiàn)顯示這兩個領(lǐng)域其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未來，神經(jīng)科學將與道德哲學有越來越多的交集。大腦活動是否決定一個人的身份和所有行為？在信奉理性與科學的人看來，人的心理狀態(tài)、社會身份、道德觀念都是腦回路的產(chǎn)物 [1]。這意味著道德的形成可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解釋。
道德的哲學與科學解釋
哲學一直以來都致力于賦予道德確切的定義。哲學家認為，道德是人類活動的指南針、規(guī)范行為的參考系。如果人存在的意義是追求幸福，那么具體的追求手段必須遵守道德的規(guī)范。所以，道德和幸福之間有著密切聯(lián)系。世界上所有文化都對于道德有著深刻的思考。各國人民都不約而同地建立了司法體系，督促所有公民遵守社會道德準則。
認知神經(jīng)科學的最新科研成果揭示了大腦中負責道德判斷的具體腦回路，包括獎勵機制、風險評估機制、還有共情機制。這些機制雖然都在道德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同人調(diào)動各個系統(tǒng)的程度卻不盡相同——共情能力和仁慈心有強有弱、對不公正現(xiàn)象的敏感度有高有低。這就意味著每個人的道德閾值都不一樣。最極端情況是心理病態(tài)者，社交決策機制存在嚴重故障，常有違背道德的行為。
公平正義是人類共同的追求
人類社會中的所有個體，無論文化背景差異多大，都有一個共同點：高度重視道德、公正、公平 [2]。人類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我們會建立社會、文化等架構(gòu)，確保所有成員遵守社會準則。我們還會建立起司法體系，評判個體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規(guī)范，并對違規(guī)者施加相應的懲罰 [3]。有學者稱，形成道德觀念是我們物種獨有的行為；道德可促進大型社會中無血緣關(guān)系的個體開展合作。這種假說符合達爾文的進化論 [4]：人類個體間，建立起客觀公正、與親子紐帶無關(guān)的道德約束，有利于我們的生存 [5]。
人類的足跡在地球上無處不及，印證了道德觀念給我們物種創(chuàng)造的進化優(yōu)勢。如大仲馬的三劍客所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6]”人類的成功繁衍證明了群居能提高生存率。正是道德觀讓人類成功避免了許多災難和疾病，并減少了社會內(nèi)部的犯罪行為和矛盾沖突。正是道德觀，讓人類社會生生不息。
小知識：道德觀越強的人越長壽？
人的壽命與其社交質(zhì)量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故與道德觀也密不可分。有研究者采集并比對了社交多和社交少的人群的血樣，發(fā)現(xiàn)社交多的人的DNA端粒更長，缺乏社交的人體內(nèi)積累的“衰老細胞”最多 [7]，容易出現(xiàn)過敏反應等一系列健康問題。衰老生物學揭示，面對不可避免的衰老，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guān)系，故健康的社交關(guān)乎我們整個物種的存亡。在人類的社會道德體系中，社會成員們通過踐行道德觀，保證整個社會的團結(jié)凝聚力，一個人越有德行，就越可能活得長。
道德是進化的產(chǎn)物
從進化的角度分析，道德可視為一種極致的合作模式，要求個體放下自我利益，或者讓自我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對于靈長類動物和人類幼童的研究顯示，道德觀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個體先是以自己為中心，與身邊親近的同伴合作。漸漸地，合作的范圍會越來越廣，最終包含整個集體。個體便是在合作范圍擴大的過程中學會遵守社會道德，并進行道德評判。在進化的長河中，個體與血親合作的意愿和能力逐步演化為與所有人合作的意愿和能力，成為了道德觀，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熟。
動物不懂得理性思考何為善惡、對錯、公平，但仍表現(xiàn)出原始的“守道德行為”。許多物種會互相合作、照顧后代，或者進行家族互助。有些物種甚至還會對不公正現(xiàn)象表示厭惡。雖然人類個體的道德觀會在社會化過程中變遷（這就是為什么社會道德準則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但人與動物仍有一個共同點：一出生就具備遵守道德、融入集體的傾向 [8]。與生俱來的社會傾向和道德判斷能力，是千百年優(yōu)勝劣汰形成的本能。也許正是因為人類善于跟“非親非故”的同伴合作，才成為了如今地球的主宰 [9]。
總體而言，自然選擇篩選出的一系列特定的認知能力、行為、態(tài)度傾向 [10]，與多種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促進了人類道德觀的形成。行為經(jīng)濟學、發(fā)展心理學、社會神經(jīng)科學等領(lǐng)域多年的研究表明，道德思維有賴于高級社會決策能力，既需要有意識分析，也需要潛意識思考，并以揣摩他人意圖、趨利避害、價值獎賞認知、大腦的執(zhí)行功能、規(guī)則學習能力等多重維度為基礎(chǔ) [11]。可以說，人類的道德決策由兩方面因素左右：一方面是基于過往事件發(fā)生頻度的概率期待（對他人行為的貝葉斯推斷），另一方面是基于社會準則對他人行為的期待。
參考資料：
1. Le grand paradoxe pour Sapiens est de posséder un cerveau dont la fonction essentielle est de garantir son individuation tout en favorisant les interactions sociales pour former un collectif homogène.
2. Decety J et Yoder KJ (2017). The emerging social neuroscience of justice motiva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1), 6–14.
3. Buckholtz JW et Marois R (2012). The roots of modern justice: cognitive and neu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norms and their enforcement. Nature Neuroscience, 15(5), 655–661.
4. Darwin C (1871).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Vol. 1). London, UK.
5. Tomasello M et Vaish A (2013). Origins of Human Cooperation and Mor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4, 231–255.
6. Un pour tous, tous pour un, d’origine latine et actuelle devise de la Suisse, cette expression a été popularisée par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d’Alexandre Dumas.
7. La sénescence est le processus de vieillissement biologique qui se traduit par un arrêt irréversible du cycle cellulaire aboutissant à la mort de la cellule. Au bout d’un certain nombre de divisions, les cellules finissent par ne plus se reproduire et meurent.
8. Hamlin JK (2015). The infantile origins of our moral brains In Decety J & Wheatley T (Eds.), The Moral Brain: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p. 105–12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9. Cf. Le on inaugurale Homo sapiens, une espèce invasive Jean-Jacques Hublin du 13 janvier 2022.
10. Yoder KJ et Decety J (2018). The Neuroscience of morality and social decision-making, Psychol Crime Law. 24(3), 279–295.
11. Decety J et Cowell JM (2017). Interpersonal harm aversion as a necessary foundation for morality: A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12. Krueger F et Hoffman M (2016). The emerging neuroscience of third-party punishment.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39(8), 49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