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提到帝制時期的訪華使團，我們首先想到的或許是1793年英國馬葛爾尼使團。盡管英國政府非常重視那次訪華行動，派遣了一支龐大的使團隊伍，攜帶了大量能展現(xiàn)英國最先進科學(xué)技術(shù)的禮物，但由于兩國對外交目的理解出現(xiàn)嚴重分歧，馬葛爾尼使團鎩羽而歸。馬葛爾尼訪華事件不僅影響了英國之后的對華政策，為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打下了輿論基礎(chǔ)，而且奠定了中西外交史的“文化沖突”敘事。

但真實的歷史遠比這一起事件豐富復(fù)雜。馬葛爾尼訪華事件過去兩年后，一個來自荷蘭的使團前往北京，慶賀乾隆即位60年，乾隆和清朝官員對荷蘭人的表現(xiàn)非常滿意，使團成員也覺得此次出訪與馬葛爾尼的遭遇有天壤之別，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但這段歷史后來不僅被遺忘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曲解。觀察者傾向于將該使團的訪華行動描述為一次比馬葛爾尼使團更丟臉的“失敗”。馬葛爾尼使團成員之一約翰·巴羅（John Barrow）在《中國行記》（Travels in China）中抨擊荷蘭使團，稱其順服的態(tài)度只會助長中國人的傲慢。巴羅對荷蘭使團的理解成為現(xiàn)代學(xué)者描述這段歷史時的主要立場，1795年荷蘭使團成員的敘述卻鮮為人知，使團主使德勝（Isaac Titsingh，又譯為鐵俊甫）的回憶錄直到2005年才得以出版，且未被翻譯成荷蘭語之外的語言。在中國，這個荷蘭使團的往事也幾乎不為公眾所知。

美國埃默里大學(xué)中國與全球史教授歐陽泰（Tonio Andrade）利用來自荷蘭、法國、西班牙、中國、朝鮮等多國史料，在2021年出版的《最后的使團》（The Last Embassy）中還原了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進行時的書寫營造了一種奇特的微觀史效果——使團旅途中的種種際遇，在讀者眼前徐徐展開。歐陽泰如此概述這本書：

“這本書不僅關(guān)于一個使團，也關(guān)于一系列的相遇。在最具體的層面上，它講述了旅行者們與中國的人、機構(gòu)、習(xí)俗、技術(shù)和風(fēng)景的相遇，但它也探究了他們對中國的想象——通常來自歐洲的書籍——和他們一路上親眼見到的現(xiàn)實之間的相遇?！?/p>

乾隆皇帝偏愛的外國客人

歐陽泰能逐日詳細還原荷蘭使團的經(jīng)歷，得益于三位主要成員留下的書面記錄。主使德勝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高級官員，他曾兩次前往江戶與幕府官員溝通，醉心于日本歷史文化，也學(xué)習(xí)了一些中文，這讓荷蘭東印度公司高層認為他是承擔(dān)此次使團任務(wù)的不二人選。1794年8月，德勝離開他居住多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所在地巴達維亞（今印尼首府雅加達）前往廣州。他得到承諾，北京之行結(jié)束后，他就能退休回到闊別數(shù)十年的歐洲。

范罷覽（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是此次使團成行的幕后推手。這位八面玲瓏、長袖善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在得知兩廣總督長麟鼓勵荷蘭共和國——這個最早得到大清承認的西洋國家——派遣使團赴京慶祝乾隆即位60周年后，立刻去信巴達維亞總部，并耍了一個小心機，向公司高層強調(diào)派遣使團的急迫性。范罷覽在信中稱，英格蘭、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有意派遣使團（其實并沒有），荷蘭也不能甘為人后。公司高層被說服了，但他們并不信任范罷覽，懷疑他在中國以非法手段謀取私利，于是派遣德勝作為正使（并暗中調(diào)查范罷覽），任命“中國通”范罷覽為副使。

使團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國人小德經(jīng)（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他是歐洲東方學(xué)家約瑟夫·德經(jīng)（Joseph de Guignes）的兒子，在中國工作多年，懂漢語。德勝聘用他擔(dān)任使團翻譯，這位自視甚高的年輕人一直認為翻譯的頭銜與他應(yīng)得的地位并不相稱，這讓他在整個旅途中一直“易燃易爆炸”，不過他的毒舌與對中國的冷峻分析是這段旅程中最令人捧腹的部分。

在出發(fā)前，德勝與范罷覽仔細復(fù)盤了馬葛爾尼的失誤。德勝曾在巴達維亞見過在此地中轉(zhuǎn)休息的馬葛爾尼，這位英國大使炫耀了他的豪華艦隊，不僅有一支由士兵、學(xué)者和藝術(shù)家組成的龐大隊伍，還有獻給乾隆帝的各種展示英國強大工業(yè)實力的禮物：鐘表、望遠鏡、槍炮，甚至還有一輛裝載了最先進減震系統(tǒng)的高級馬車。德勝與范罷覽一致認為，馬葛爾尼拒絕向皇帝磕頭是使團失敗的主要原因，為此，荷蘭使團愿意遵守包括磕頭在內(nèi)的一切大清外交規(guī)則，并反復(fù)向清廷強調(diào)這是一個“儀式性使團”，出使北京只是為了向乾隆表達敬意，沒有政治或貿(mào)易訴求。無論是德勝本人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十分清楚，東亞外交與歐洲外交不同，和討論商業(yè)正事相比，更重要的是維護關(guān)系。

荷蘭使團的態(tài)度得到了乾隆的首肯。乾隆下旨，要求使團在12月20日（1795年1月11日）之前進京，以趕上京中的新年慶典。使團于1794年11月20日從廣州出發(fā)，清廷沒有給使團安排慣常的進京路線——走水路，從珠江和大運河途經(jīng)富庶的江南溯流而上——而是在乘船抵達南昌后改走陸路，在一年最冷的時節(jié)穿越大清帝國最窮苦的一些地區(qū)。

1795年1月9日，使團抵達北京，整個旅途長達1500英里，平均每天要趕30英里的路。這是一段艱辛又危險的旅途，他們走過了暴風(fēng)雪、冰風(fēng)暴、寒風(fēng)和一不留神就會掉下去的懸崖。由于馬匹和役畜在中國不像在歐洲那樣普遍，德勝和范罷覽大多乘轎行進，除了轎夫，他們還雇傭了超過1000名搬運工運送行李、廚具和為皇帝準備的禮物，但惡劣的天氣加上微薄的工資，讓工人們一言不合就丟下貨物逃之夭夭。小德經(jīng)和其他一些低階使團成員通常乘坐馬車，他們對沒有減震功能的中式馬車深惡痛絕，覺得它和歐洲的運草馬車沒什么兩樣。而在換成騎馬時，他們又總是抱怨坐騎瘦弱不聽話。小德經(jīng)吐槽稱自己像是騎著老瘦馬的堂吉訶德。由于路線不是重要人物的通常進京路線，住宿條件很差，使團隊伍又容易在長途跋涉中走散，各種意外連連發(fā)生，比如臥具、內(nèi)衣和廚具遲遲不達，禮物被摔碎，馬和搬運工受凍而死。最后一盆冷水澆在了抵達北京的第一晚——使團被安排住在一個像馬廄一樣的客棧里。不過北京之行馬上就要洗刷去他們積累的一肚子牢騷和怨氣。

1月12日清晨，德勝、范罷覽和另外28位大使在西華門外第一次覲見乾隆。乘轎而來、身穿黑色裘皮大衣的乾隆和顏悅色，問了德勝一系列問題，“你從哪里來？”“你的君主多大年紀？”“你的國家太平嗎？”“旅途遙遠，你感到勞累或經(jīng)歷了什么困難么？”在得到得體的答復(fù)后，乾隆對荷蘭人遵守中國禮儀表示滿意，帶著他們呈上的國書往西苑去了，在場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地跟在皇帝的乘輿后。荷蘭人一開始有些摸不著頭腦，然后意識到他們正在清廷的冬季娛樂活動冰嬉現(xiàn)場。使團中的年輕成員被邀請一露身手（侍從特地返回使團住處取來了他們的冰鞋），引起現(xiàn)場王公貴族們的注意。冰嬉正式開始時，乾隆特地將荷蘭人的座位安排在自己身邊，讓他們享有最佳觀賞位置。冰嬉結(jié)束后，德勝與范罷覽被罕見地帶入紫禁城并見到了和珅，德勝得知，“他掌握著整個政府，為此有著‘小皇帝’的外號?！焙瞳|在他們看來和善熱心，但他們不知道的是，也正是在和珅本人的關(guān)照下（此事被當(dāng)時在京的朝鮮使節(jié)注意到了），荷蘭使團在北京的行動處處受限，難以與傳教士取得聯(lián)系。

產(chǎn)自滿洲的果干、小袋裝的煙草、御膳房做的菜品、皇家專供的魚，依次被送至使團住所，宦官與大人們還向荷蘭人保證，他們將得到前所未有的優(yōu)待，包括計劃帶他們看“一些外國人從未有過機會親眼目睹的東西”。德勝與范罷覽被邀請出席了新年期間大大小小的慶典活動，比如年二十九在紫禁城重華宮舉辦的年度宴會，往年只有大清帝國內(nèi)部人士才能邀請入列。德勝以生病為由婉拒了邀請，范罷覽和他的侄子入宮出席，他們不僅進入了內(nèi)廷（歐陽泰在書中指出，乾隆的這一安排恐怕是為了讓宮中女眷有機會躲在屏風(fēng)后近距離觀察活生生的歐洲人），還與乾隆最年輕的兒子十七阿哥寒暄了一番，范罷覽認為他風(fēng)度翩翩，很有魅力。正月重華宮詩會結(jié)束后，乾隆還給荷蘭人賜下了另一樣前所未有的榮譽：參觀皇家園林。此時，荷蘭人對此次中國之行的觀感變得更加積極正面，德勝與范罷覽一致認為，“歷史上從未有哪位大使得到過如此禮遇?！?/p>

參觀完皇家園林的第二天，他們就陪同乾隆一起去了圓明園。圓明園之行比他們想象得還要好，他們在侍從引導(dǎo)下進入了“禁區(qū)”：園中乾隆及其親眷的住所，九州清晏，他們甚至進入了乾隆最喜歡的一個房間，那個房間內(nèi)有一扇巨大的窗子，正對園中的湖光山色、亭臺樓閣。他們被告知，從未有西方人踏入過這些房間，即使是朝鮮人——那些與中國關(guān)系最緊密的外國人——都沒能獲準加入這次私密游。

結(jié)束北京行后，荷蘭使團的返粵之旅也充滿禮遇。他們此次走水路，經(jīng)過中國最富庶繁華的地區(qū)，雖然旅程更長（1665英里），但平均每天只用趕20英里的路，且乾隆下令，他們途經(jīng)的每一個省都必須為他們舉辦接風(fēng)宴，滿足一切需求。兩年前的馬葛爾尼使團雖然離開北京走的是同一條路線，但沒有任何接風(fēng)宴，因為乾隆希望他們越快離開中國越好。根據(jù)德勝的記錄，使團在杭州得到了最為隆重的待遇，他們還得以游覽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就為歐洲人所知的西湖。

反思中西外交史的“文化沖突”敘事

使團任務(wù)結(jié)束后，德勝在給他親人的信件中寫道，“我的使團任務(wù)圓滿完成了，我得到的真摯禮遇和皇帝陛下的偏愛超過了任何其他大使?！钡聞俚纳纤疽矊Υ舜涡袆拥某晒Ω械綕M意，其他歐洲觀察者則不然。代表西班牙皇家菲律賓公司駐扎廣州的曼努爾·德·阿戈特（Manuel de Agote）擁有的強大信息網(wǎng)讓他得以密切關(guān)注荷蘭使團動向，他的日記顯示，他最為困擾的是荷蘭使團的目的僅僅只是向皇帝表達祝賀，認為這會唆使中國人“看輕歐洲人，變得越來越傲慢”。

巴羅的觀點類似，他在《中國行記》中抨擊了荷蘭使團，還特別記錄了一個細節(jié)：有一次，范罷覽向乾隆行禮，帽子不慎掉在了地上，引起皇帝的笑聲。在巴羅看來，這是一種充滿惡意的嘲笑；但根據(jù)范罷覽與德勝的記錄，這其實是一個意外但溫馨的外交插曲——皇帝雖然被逗樂了，但他的笑是善意的。當(dāng)范罷覽的帽子落地時，一位中方官員撿起帽子還給了范罷覽，乾隆笑著問他是否懂漢語，范罷覽用他僅會的漢語詞“不懂”回答，讓乾隆笑得更為開懷，還特地給他們遞了酒。

巴羅的書問世后，小德經(jīng)迅速出版了一部作品反駁巴羅的謬誤。這位對中國談不上有多喜歡，同時對荷蘭使團的此次行動本身也充滿質(zhì)疑的法國人寫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不能根據(jù)自己國家的習(xí)俗去評判其他國家的習(xí)俗……我承認，中國人的行為一開始讓我們驚訝不已，但漸漸習(xí)慣以后我們就不覺得那么奇怪了……如果中國人用對待自己的方式一視同仁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能說什么呢？”

遺憾的是，荷蘭使團成員的敘述未能獲得足夠多的讀者。歐陽泰指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此次使團行動發(fā)生的時機不恰當(dāng)。就在范罷覽與乾隆一起喝茶的時候，法國軍隊攻入阿姆斯特丹，荷蘭共和國被法國設(shè)立的傀儡國家巴達維亞共和國取而代之。雖然荷蘭使團得到了清廷的熱烈歡迎，但它并沒有改善荷蘭人在廣州的境遇或阻止荷蘭勢力在東亞的衰落——很快地，荷蘭東印度公司也破產(chǎn)廢止了。在中國方面，善待荷蘭使團的乾隆退了位，他的繼任者忙于應(yīng)付大清帝國境內(nèi)的各種叛亂。當(dāng)和平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回到中國和歐洲時，世界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歐陽泰認為，后世對這段歷史充滿誤解，也是因為荷蘭使團的經(jīng)歷與中西外交史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文化沖突”敘事格格不入，這讓即使深入了解這段歷史的學(xué)者也難以在正確的語境內(nèi)看待問題——對他們來說，荷蘭人出使中國卻沒有任何具體訴求、沒能達成任何協(xié)定，是沒有道理的，因而是一次外交失敗。歐陽泰指出，荷蘭使團的歷史提醒我們，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早期，在歐洲的外交模式還未成為全球標準的時候，“文化沖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歐洲人也曾積極參與多種形式的外交實踐，即使是英國人也對東亞外交禮儀有著基本的認知。

荷蘭曾是最積極采用東亞外交模式的歐洲國家之一。荷蘭人在其亞洲殖民地首都巴達維亞運營著一個“亞洲宮廷”，他們不僅接待來自亞洲各地甚至來自非洲的使者，而且采用了東南亞和東亞的外交實踐。歐陽泰援引荷蘭漢學(xué)家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觀點指出，荷蘭人理解且接受了“東方式外交”（Oriental Diplomacy）：“巴達維亞政府在亞洲統(tǒng)治者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他們仔細觀察并學(xué)習(xí)亞洲通行的外交禮儀和規(guī)則。荷蘭殖民者實際上需要發(fā)明‘東方’儀式使得自己與現(xiàn)存的慣例保持一致，便于在外交層面與他國溝通?！焙商m人的努力是有回報的，他們與德川幕府保持了良好關(guān)系，因此獨占了獲利頗豐的日本市場；早在明代，荷蘭人就是最先出使中國的西方人，1700年前，荷蘭還向中國派遣過兩個使團，都遵循了中國的外交禮儀。荷蘭東印度公司因此得以在中國進行貿(mào)易。

中國在古代自恃處于文化優(yōu)越地位，認為“四夷”會自然而然地歆慕天朝上國，在“朝貢體系”（the tribute system）或“中華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接受自己的弱勢地位——這是費正清的著名論斷，他認為這是帝制中國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但今天，歷史學(xué)家對“朝貢體系”的提法保持警惕，越來越多歷史學(xué)家發(fā)現(xiàn)，“朝貢體系”中充滿了刻意為之的模棱兩可，而東亞外交秩序因此得以穩(wěn)定。比如德川幕府拒絕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外交秩序，但這并不意味著大清與德川幕府就徹底斷絕關(guān)系——通過種種變通方法，兩國國民依然有貿(mào)易往來，兩國高層之間也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交流。費正清的學(xué)生、中國史學(xué)家約翰·E.威爾斯（John E. Wills, Jr.）晚年徹底放棄了費正清的“朝貢體系”學(xué)說，在他看來，東亞外交體系中的模棱兩可是有益的，我們不應(yīng)該想當(dāng)然地批評外交關(guān)系中的幻覺，“在表面上做出調(diào)整，讓（外交）雙方都可以接受，是真正的治國之道?！?/p>

在歐陽泰看來，如果擺脫“文化沖突”敘事，我們能更好地看清東亞外交模式的特點——他稱之為“寒暄外交”（phatic diplomacy）。它的意思是，在理想情況下，使團的首要目的是將各國聯(lián)系在一起增進彼此了解和友誼，使節(jié)們前來拜訪，為的是慶祝、祝賀、維系關(guān)系，而不僅僅只是來討價還價、獲得好處或簽署條約。就好像我們最討厭的人，往往是那種無事不登門、拜訪必有求的朋友。1795年的荷蘭使團就是“寒暄外交”的一個好案例，它展現(xiàn)了中西外交互動中令人耳目一新的面向——不是沖突與誤解，而是彼此都感到心滿意足。歐陽泰在書中以充滿感情的結(jié)語說到：

“荷蘭使者在紫禁城和皇家園林得到如此熱情的對待，不僅因為他們的磕頭強化了帝國秩序，也因為在過年的熱鬧氣氛中加入一些有異域風(fēng)情的外來者是一件好玩的事。帶他們?nèi)タ幢?，鼓勵他們和蒙古冠軍一起滑冰。邀請他們參加一場夜間詩會，一起觀賞雪中熠熠生輝的燈籠。與他們一起在私密場合里觀賞表演，為他們奉上自家廚房里最好的食物。帶他們游覽皇室家庭最美麗、最私密的殿宇。熱情地歡迎他們，不僅僅因為你是一位以慷慨聞名的皇帝，也是因為你喜歡歲末這個時節(jié)，喜歡看到來自世界各國，擁有不同服飾、語言和習(xí)俗的人。

而大使們則在這段旅程中泰然自若。也許你會暗自思忖為什么自己與皇帝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寒風(fēng)凌冽的戶外。也許你不明白為什么滿族滑冰手要把自己猛摔在地上。也許你的腳凍得不行。也許你因為每天被迫早起，在坐感不適的馬車里去這去那而生了病。也許盤腿坐在墊子上比坐在椅子上要不舒服得多。

但保持參與精神，你慢慢地會開始理解的。是的，這是來自歐洲的歷史先聲，但生活的美妙之處之一就是意識到，此地與他地的生活是多么地不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