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林子人

《文心雕草》

魯迅原名周樹人，那么，這里的樹是指什么樹？乍一看你可能被這個問題嚇一跳，覺得摸不著頭腦，但是《文心雕草》的作者馬俊江告訴你，魯迅的族名其實是周樟壽，所以他生命中的那棵樹是樟樹。而到了這里，你又會忍不住想，一個人的名字里為什么會有樟樹，它有什么寓意？這就要從樟樹在文學史中的故事說起了……

馬俊江是七十年代北方的鄉(xiāng)下孩子，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yè)后他在浙江金華成為了大學老師。帶著對文學和博物的熱愛，馬俊江開始書寫草木，并在當?shù)貓笊缱珜憣凇Ｔ谒劾?，草木不僅僅是自然之物，也在人類的文化史中有重要的位置。在后記中馬俊江如此形容自己的寫作旨趣：“追求無一字無來處，所以引文太多；本來直接寫考辨的結論就好了，我卻要寫整個考辨過程；我倒是希望寫植物就好了，卻總是在歷史里看見光輝，于是忍不住借古人草木的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批判流俗。”或許在他看來，這些算是文章的“毛病”，但就在這些關于草木的歷史、引文、考辨之中，讀者可以瞥見那片文心。

《錯亂》

《錯亂》一書的作者、中美洲薩爾瓦多作家、散文家和記者奧拉西奧·卡斯特亞諾斯·莫亞是拉美后“文學爆炸”時代重量級作家。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無名的敘事者，這個毒舌作家流亡海外，在看似是危地馬拉的地方做了一份編輯工作。天主教會雇了他，而工作內(nèi)容則是軍隊對該國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大規(guī)模謀殺的口述檔案，在這個過程中，他為其中的文字沉醉，并且開始陷入精神錯亂，分不清現(xiàn)實與歷史……

本書譯者張婷婷在譯后記中寫道，“見證文學”是拉丁美洲的一大主要敘事傳統(tǒng)，這種非虛構類作品的目的是要傳達邊緣群體的抗爭訴求，進行社會動員。但是《錯亂》的作者卻質(zhì)疑這類作品的真實性，因為現(xiàn)實是復雜的，并不存在唯一真實的講述。雖然在危地馬拉和其他地方，軍隊對原住民的謀殺是一個古老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的中心不是印第安人如何被謀殺，而是這份經(jīng)歷是如何被感受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莫亞說，對于《錯亂》里的主人公而言，他本人與他所身處的社會之間，存在一種持久的矛盾。“他不相信他在做的事，但不得不做；他不相信所在團隊的價值觀，但還是得假裝相信。他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被夾裹在一個彌漫著信仰的環(huán)境，不單是宗教信仰，還有對那些所謂對人類至關重要的價值的信仰。”這個流亡編輯并不持有什么正義之感，他在乎的只是能不能按時得到報酬。作者通過這個形象，反映出了一代沒有任何政治抱負的犬儒主義者的形象。

《看得見的黑暗》

關于抑郁癥的寫作，你或許已經(jīng)讀過有近三十年的抑郁癥經(jīng)歷的安德魯·所羅門撰寫的《正午之魔》，而普利策文學獎得主、《蘇菲的選擇》作者威廉·斯泰隆的《看得見的黑暗》也講述了自己親歷抑郁癥的過程，包括病情如何惡化、尋求治療方案無果、企圖自殺到如何恢復的。

這本書和《正午之魔》一樣，都是極度私人化的寫作，這些文字自然也并不能代替心理學的正規(guī)專業(yè)治療，但是這些作品的存在，對讀者來說無疑是在打破公眾對抑郁癥的沉默，承認抑郁癥這件事的真實存在。斯泰隆的經(jīng)歷提醒抑郁癥患者，他們并不是一個人深陷其中，也不是無可救藥——“即便在那些經(jīng)歷過最為嚴重的抑郁癥的人當中，絕大多數(shù)人不但活了下來，而且還活得跟那些沒得過這種病的人一樣有滋有味。”斯泰隆告訴讀者：“等到疾病走完它所有該走的程序”，人們也就可以渡過難關。這本書就是這樣給讀者以勇氣與希望。

《超單身社會》

2035年，日本一半人口將單身。除了未婚和未婚人士，離婚率不斷上升，因配偶喪親而單身的老年單身人數(shù)不斷增加。本書作者是日本大型廣告公司博報堂“單身活動系男子研究計劃”負責人荒川和久，他年過五十，也是單身。在書中，他通過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重新審視了日本從過去到現(xiàn)在的未婚、未婚、離異的狀況，分析了他們的生活意識、消費意識和價值觀。

荒川和久談到，并非結婚了就一直有光明的未來，這個道理似乎人人都明白。但是實際生活中，對于社會的未婚化、非婚化現(xiàn)象，還是會有很多認為只要結了婚一切都會好了的言論。但是，過去“全民皆婚”的時代，“大部分男性都能結婚是因為對于當時的女性而言，并沒有不結婚這個選項”，但如今的社會卻并非如此。既然身處一個人人都可以選擇獨身的獨居社會，我們就需要正確理解和接受單身的問題，弄清楚持續(xù)單身人口為何持續(xù)增加，弄清楚在人們選擇保持單身的時候，他們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在作者看來，“無論是未婚化、晚婚化、少子化、老齡化，還是離婚數(shù)和單親媽媽的增多，這些問題都不能單獨分開來看，它們是一個整體，是隨著整個社會向單身社會發(fā)展，一起出現(xiàn)并相互關聯(lián)的。”

《制造消費者：消費主義全球史》

“618”、“雙十一”，我們生活中的消費節(jié)日越來越多，甚至連情人節(jié)、七夕、圣誕等節(jié)日都成了不停買買買的節(jié)日。當然在剁手狂歡中，也有人會冷靜下來批判消費主義。但即便鮑德里亞、齊格蒙特·鮑曼的名言“吸煙刻肺”，也難以改變我們早就被納入消費主義的邏輯的事實。

我們是如何被制造成“消費者”的？我們的社會是如何變成“消費社會”的？《制造消費者：消費主義全球史》一書不和我們探討理論，也不灌輸意識形態(tài)，而是給我們講歷史故事——本書講述了1800年到2000年消費社會的演變。讀者可以看到，消費并不是從始至今都像今天這樣占據(jù)人們生活的中心位置。作者告訴我們，商品流通的加速如何加快了商品生產(chǎn)全球化的進程；物流鏈的進步和生產(chǎn)過程的復雜化怎樣加強了人們的拜物情結，媒體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如何促進了圖像的大規(guī)模傳播從而促進了文化和商業(yè)想象力的發(fā)展……

《中國與維多利亞想象: 纏繞的帝國》

談到中國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想象，你想到什么？我最先想到的就是福爾摩斯探案小說里那些沉迷于鴉片館的中國人。說到帝國主義、國際關系和文化生產(chǎn)的話題，關于19世紀英國文學和帝國的作品一般會從全球角度探討這一主題，講述受歐洲帝國主義影響的一系列地方的文學研究，也可能從更小角度切入，但是主要關注會放在印度、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或中東/北非。研究者們通常較少關注19世紀英國文學和帝國與東亞的關系，而這本書卻是一個例外。

本書首先關注了居住在通商口岸和中國香港地區(qū)的英國作家的作品。接著福曼轉(zhuǎn)向了英國本土生產(chǎn)和消費的文本。第4章討論了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初期英國的亞洲入侵小說，而第5章則研究了有關中國的舞臺作品。作者指出，中國和中國人在維多利亞想象中的形象遠遠超出了對鴉片的迷戀，并挖掘了中國與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之間這段緊密纏繞的歷史。

《再造國家：埃及在19世紀》

蒂莫西·米切爾現(xiàn)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系威廉·B. 蘭斯福德教授，是一位有著廣泛影響的政治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对僭靽遥喊＜霸?span>19世紀》最初出版于20世紀80年代，本書將解構理論擴展到歷史和政治分析，通過重讀歐洲與19世紀埃及的殖民遭遇，檢驗西方秩序和真理概念的特殊性。

當歐洲人抵達東方殖民時，他們發(fā)現(xiàn)東方與學者們所聲稱的完全不同。由于他們不允許該地區(qū)有自己的聲音，也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構想“東方”，所以在米切爾的描述中，歐洲人想要把殖民進程呈現(xiàn)為博覽會的世界，不能或者不愿意接受埃及并非一個容易通過“博覽會模式”來理解的地方。而東方則拒絕自我呈現(xiàn)為一場展覽，因此表現(xiàn)得無序而且缺乏意義。接著，殖民進程就開始引入秩序——本書對軍隊組織方法、示范村、城市規(guī)劃以及其他殖民計劃進行了討論，并探討建立秩序如何產(chǎn)生結構性的影響。接著作者還討論了阿拉伯語的改造，揭示出語言與權力、秩序之間的復雜糾葛。

《日本風》

1872年，法國評論家，收藏家和版畫家Philippe Burty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語“日本風格”（Japonism）。這背后是日本美學對西方藝術產(chǎn)生的重要的影響。 拿日本木版畫浮世繪來說，西方藝術家被它豐富多彩的背景、逼真的場景以及理想化的人物所吸引，關注浮世繪的對角線、透視和不對稱。梵高、德加等人也對日本版畫產(chǎn)生過濃厚的興趣，并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過借鑒的痕跡。

外國人或非專業(yè)人士究竟能不能完全理解日本的藝術和文化呢？曾任威尼斯大學東亞藝術史教授與國際葛飾北齋研究中心主任的意大利學者姜楷洛（Gian Carlo Calza）相信或許同其他藝術一樣，對日本藝術的鑒賞是闡釋的問題，與觀者的感性及其對這種感性的運用密切相關，因此，即使不是日本人或?qū)I(yè)人士也可以從日本藝術中看出其所表現(xiàn)的人的特質(zhì)。在《日本風》一書中，他不僅詳細講解了日本的藝術、文學、戲劇、美學和文化，并觸及宗教尤其是神道教的思想，還與西方的文化進行溝通和比較。他稱：“貫穿寫作的線索包含了日本的人、事、物以及習俗的精神，這些讓整個西方，還有顯然讓我自己著迷并為之興奮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