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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梵高”回到大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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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梵高”回到大芬村

原創(chuàng)和仿制的兩股力量拉扯下,很難有人說清楚大芬未來在何方。

文|顯微故事 楊佳

編輯|常新

2016年,一部紀錄片《中國梵高》在海外播出后,除了斬獲許多大獎,也讓大家窺探了仿制畫制作的一角以及大芬的“神話”。

初中畢業(yè)學歷的趙小勇,通過流水線,成為了中國最懂梵高的男人,被稱為“中國梵高”,月入數(shù)萬元。

大芬村位于深圳布吉街道,是一個占地僅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鼎盛的時期,世界油畫七成來自中國,中國油畫八成來自大芬村,每年產(chǎn)出500萬副油畫。

仿制畫的烙印,給大芬?guī)砹肆髁?,也帶來了困擾,原創(chuàng)和仿制的兩股力量拉扯下,很難有人說清楚大芬未來在何方。

本期顯微故事將聚焦大芬轉型過程中,仿制畫工趙小勇,以及原創(chuàng)畫家古北的經(jīng)歷,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人在產(chǎn)業(yè)轉型大環(huán)境下的沉浮。

以下是他們的真實故事:

 

2021年春,我走進趙小勇的店鋪,那時距離紀錄片《中國梵高》上映已過去5年。

趙小勇的店鋪里依然到處是《中國梵高》的元素,吊頂上貼著《中國梵高》的海報,海報里趙小勇光著膀子在破舊的環(huán)境里舉著梵高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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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趙小勇的工作室

進門左手邊,擺了一排裱裝好的梵高仿制畫,“都是老婆和小舅子畫的”,趙小勇站在一邊強調,他指了指右邊,“這些才是我畫的”。

右邊的畫題材中依舊有梵高的元素,但不再是仿制,趙小勇解釋,“這些都是原創(chuàng)”,接著他強調,“我現(xiàn)在不怎么做仿制畫了,原創(chuàng)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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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趙小勇原創(chuàng)作品

減少模仿研究原創(chuàng),這件事情是趙小勇成為《中國梵高》紀錄片主角之前,他就一直在琢磨的事情。

趙小勇是深圳大芬村最貴的畫工之一。他先后臨摹了10多年的梵高作品,數(shù)量多達十萬幅,是梵高本人的百倍,甚至可以在28分鐘就能臨摹出《向日葵》。

在成為紀錄片主角之前,趙小勇最驕傲的一件事是他的作品暢銷到荷蘭美術館吧,成為那邊最好賣的仿制品,幾乎每個從美術館參觀完的人都會買一張帶走。

靠仿制畫的手藝,初中畢業(yè)的趙小勇在深圳買了房;甚至還開發(fā)了一條仿制畫流水線,“沒有繪畫基礎的人,過來學三個月,就能出去畫名畫賺錢”。

趙小勇第一個徒弟是自己的老婆,經(jīng)過趙小勇的培訓后,妻子畫的《向日葵》被畫商收走。

他最得意弟子是自己的小舅子,小舅子初中畢業(yè)、沒有繪畫背景,通過趙小勇的培訓后,專畫梵高的《咖啡廳》,最終在深圳拼下了兩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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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趙小勇墻上這些仿制畫,出自非科班出生的畫工手中

對于沒有學歷,當過工人的趙小勇來說,靠畫養(yǎng)活自己,是最體面的翻盤方式。

2014年,《中國梵高》紀錄片開拍,趙小勇也第一次有機會受邀去荷蘭探訪梵高故里,那個他模仿和追隨了一輩子的傳奇男人。

在荷蘭美術館,見到真跡的趙小勇發(fā)現(xiàn)自己不懂梵高了。他第一次對梵高的作品感到了陌生,“畫了十幾年梵高,第一次發(fā)現(xiàn)這個色彩,自己調的不對;這個筆觸,自己對不上?!?/p>

從荷蘭回來,“中國梵高"趙小勇發(fā)現(xiàn)自己不會畫畫了。

“不一樣,一切都不一樣。”是趙小勇最直觀的感受,在趙小勇最熟悉的《向日葵》真跡前,他發(fā)現(xiàn)有一個畫角是1號筆,而到了其他的畫角是3號筆、4號筆。

這說明梵高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不斷嘗試,也注入了自己的用心——這些是趙小勇在仿制《向日葵》時,從未體會到的心情。

除了作品不一樣以外,他還發(fā)現(xiàn)了自己作品的“不一樣”。在來荷蘭前,他以為自己的作品會擺在高端的畫廊中售賣,結果發(fā)現(xiàn)來自荷蘭的老板只是美術館附近賣紀念品的攤主,趙小勇的仿制作品卷起來擺在鐵桶里,賣給從各地而來慕名梵高的人。

巨大的心理落差讓趙小勇無法消解。

最大的沖擊,發(fā)生在美術館里。當館內人聽聞趙小勇被稱為最了解梵高的人、“是中國梵高”的時候,好奇的詢問趙小勇,“你的作品是什么?”。

趙小勇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哭了,這個片段被紀錄片捕捉,也刻在了趙小勇的心里。

那個瞬間,趙小勇想要有自己的作品。

在大芬,想要有作品,就要成為原創(chuàng)畫家。

大芬油畫村位于深圳市龍崗區(qū)布吉街道大芬社區(qū),核心區(qū)域面積約0.4平方公里。這里有有千余家畫室、畫廊,雇用數(shù)千名畫工,加之部分擁有個人工作室的原創(chuàng)藝術家,總數(shù)至少在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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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油畫村的入口

這里可謂是畫匠們內卷的宇宙中心,想要從萬人里面脫穎而出,僅僅依靠興趣和努力還遠遠不夠。

許多初中畢業(yè)、從工廠逃離出來的年輕人來到大芬做畫工,密密麻麻的畫廊遍布大芬,“當畫工并不需要天賦,就是個體力活,只需要吃苦就行”,趙小勇說道。

依托大芬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這些沒有經(jīng)驗的年輕人兩三個月就能出師,開始接仿制畫賺錢。

隨著更先進的噴繪技術流行,大芬的訂單肉眼可見的少了,市場競爭激烈,讓趙小勇感覺到焦慮。

另一方面,畫工按件收費,卻在整個仿制畫的產(chǎn)業(yè)中,拿著最低廉的工資,住在城中村的老房子里、關在昏暗的房間里、伴著油漆日復一日臨摹相同的畫,活在名家背后,不知道未來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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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街邊隨處可見“名畫”

趙小勇雖奮斗成為大芬最貴的畫工,也沒能逃脫流水線上的生活。他明白,哪怕他“中國梵高”聲名在外,大家也是沖著“梵高”來的,偌大的大芬還將有“中國莫奈”、“中國塞尚”。

從荷蘭回來后,趙小勇決定摘掉自己身上的標簽,走一條大芬許多畫工走過、但沒有成功的路:從畫工,轉型成為畫家。

“畫工和畫家”雖一字之差,在大芬卻是兩個不同的陣營。

畫工從事的是仿制畫制作,負責將名畫手繪在畫紙上,按照臨摹質量和張數(shù)計費,活在名畫陰影之下,但是收入穩(wěn)定;畫家主要從事原創(chuàng),按照作品收費,或許一朝成名,也或岌岌無名。

“畫工成為畫家,幾乎不可能”,畫家古北說,古北高中開始學美術,科班出身,辦過展覽,來大芬已經(jīng)10年。

古北在大芬沿街的鋪面開了一間畫室,兜售自己的原創(chuàng)作品,也開班教學繪畫技巧——每年都有許多畫工報名學習原創(chuàng)繪畫,但他們深受仿制畫的影響,提筆的一刻就開始帶著深深流水線的痕跡。

這也是從未接受過專業(yè)繪畫訓練的趙小勇面臨的難題——坐在大芬的畫室里,他一提筆,滿腦子就是梵高的作品,一落筆,就會帶著梵高的影子。

最終趙小勇接受朋友的建議,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湖南老家,開始臨摹創(chuàng)作,他從大芬回到老家,在村口架起了畫板,嘗試原創(chuàng),去掉模仿梵高20年帶來的肌肉記憶。

市場是殘酷又真實的。趙小勇三言兩語的描述了自己逃離大芬后的境遇——2016年他去往寧波,并在那里和人合伙開了一間畫廊,專做原創(chuàng),但事業(yè)并不順利,“市場上沒人愿意購買不出名的畫家畫的原創(chuàng)”。

2017年,《中國梵高》紀錄片在國內獲許多獎項并在社交媒體上流傳,許多人慕名去往趙小勇在大芬的工作室探訪。

一邊是冷淡的原創(chuàng)市場, 一邊是來自大芬的機會,這一次,趙小勇終于重新下定了決心:回到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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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美術館里眺望大芬村

只是這次,趙小勇決定不再避開“梵高”,他將大芬的工作室貼滿了《中國梵高》的元素,也將梵高引入自己的作品里,“梵高給了我第一次機會,還會給我第二次?!?/p>

趙小勇的艱難轉型,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原創(chuàng)在大芬,乃至市場上的困境。

“原創(chuàng)很難,有時候我都想跟里面的學做仿制畫了”,古北自嘲地說到。

古北喜歡用“外面”和“里面”來代稱畫家和畫工——在大芬村“外面”能被太陽照射的沿街街道,多是畫家在經(jīng)營,畫家從中汲取靈感,而陽光照不到不到的“里面”多是到仿制畫的工廠,化工們在流水線上作業(yè),不需要見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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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藏在大芬村深處的仿制畫工作室

古北的自嘲不無道理。

2004年,大芬村成為首屆中國文博會唯一的分會場,被文化部命名為“文化產(chǎn)業(yè)示范單位”后,大芬村名聲大噪,許多美術學院科班出生的畫家來到這里創(chuàng)作。

大芬憑借著低廉的租金和產(chǎn)業(yè)鏈,成為了深圳著名地標,和北京789文化基地形成了一南一北的局面。

然而,產(chǎn)業(yè)聚集沒有改變原創(chuàng)畫是個小眾市場的事實。

同仿制畫來了訂單再開始制作不一樣,原創(chuàng)畫家是先要有作品之后才能售賣,價格往往和作者的名氣及銷售渠道相關。為了增加“名氣”,許多原創(chuàng)畫家不得不去參加展覽、或者去花費大量時間繪制一些場面絕倫、但是缺乏商業(yè)價值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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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村的原創(chuàng)畫室

“沒有名氣,就很難持續(xù)做下去,”古北朝“外面”的街道指了指,“你去看看,哪一家原創(chuàng)的店里面,沒掛幾幅獲獎的作品?”

但光有名氣也不夠。原創(chuàng)畫不能量產(chǎn),一幅原創(chuàng)畫作產(chǎn)出的主題和時間都不確定,制作完成之后還要等待有緣人收購。

藝術和生存,是所有生活在大芬的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為了讓收購容易,藝術家們也不得不去迎合市場,琢磨大眾喜歡的東西,但答案總是指向世界名畫——依舊逃不過名氣,于是許多沒有名氣、科班出生的畫家開始從事仿制畫。

在大芬,仿制畫比原創(chuàng)賺錢,是一個不爭事實,畫工比畫家有錢,是另一個事實。古北心里有落差,這種落差在《中國梵高》火了以后更大了。

可現(xiàn)實不給古北和仿制畫劃分的機會。

《中國梵高》播出后,大芬坐擁“油畫第一村’,大量來探尋仿制畫的游客走進古北的店里,點名詢問仿制畫,古北說自己是作原創(chuàng)的之后,對方‘哇”的表示驚奇,隨后離開店鋪去隔壁買了一張仿制作品。

在外人看來,古北們和畫工們都是大芬不可分隔的一部分,是大芬油畫產(chǎn)業(yè)鏈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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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村里密密麻麻的店鋪,背后是激烈的競爭

迫于生計,古北不得不接“仿制畫”補貼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不仿名畫,即對方發(fā)來照片后,他原封不動的畫出來,按照平米收費。最多的時候,他三五天畫一張,收來的錢用以補貼畫室的支出。

但每次畫完這些畫,古北都小心翼翼地給自己起了一個化名,并再三囑咐朋友,“不要告訴別人是自己畫的”。

他也自始至終沒將這副“昂貴”的作品展現(xiàn)在自己朋友圈里,他極力的隱藏自己與大芬的關系,“害怕同行嘲笑,覺得自己是個做仿制畫的”。

畫家和畫工的沖突,在大芬訂單減少、疫情之后更加白熱化。

為了補貼畫室支出,大芬許多做仿制畫的店鋪開始主打“30分鐘名畫”體驗,即在店鋪外支起畫板,游客花上幾十元錢就能體驗畫出世界名畫的樂趣;而畫家們則在店鋪外打廣告招收高考生,或者讓游客體會作畫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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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在大芬花上30分鐘,可以體驗一次名畫創(chuàng)作

搶奪客人成了雙方新的角斗場,畫工和畫家的身份也沒那么涇渭分明,或者說,在大芬陣痛轉型期里,身份沒那么重要了。

唯一不同的是,作為原創(chuàng)的畫家,古北更輕松喜悅一些,他看著村頭的大芬美術館,里面正在舉辦原創(chuàng)展覽,“你看,起碼現(xiàn)在原創(chuàng)是大芬的方向了”。

古北在等,等到大芬脫掉“仿制村"的標簽。

如今的大芬已經(jīng)成為了深圳文化地標,在大芬美術館也會有來自天南地北的原創(chuàng)畫家參與展覽。

產(chǎn)業(yè)升級在這里緩慢進行著,這也是屬于深圳轉型的故事,在轟轟烈烈的大背景下,每一個草根都在努力尋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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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美術館一角,展覽了許多原創(chuàng)作品

趙小勇依舊沒有擺脫“中國梵高”的稱號,不過有一件讓他特別開心的事情——大芬美術館收錄了他的一幅原創(chuàng)自作品,和其他原創(chuàng)學院派畫家的擺在一起。

許多參觀者看了之后,覺得沒有科班背景的趙小勇,筆觸更具有張力。

趙小勇反問,“不用學院派的理論創(chuàng)作,是不是也是一種原創(chuàng)?”

在他看來,大芬的成長,是因為一個模式的創(chuàng)新,如今大芬的轉型,也將更加多元化。

古北依舊不愿意在一些作品上署名,但他不避諱自己在大芬了。在他看來,“沒有一個地方比大芬、比深圳更包容了”。

在等待大芬轉型的過程中,所有人都殊途同歸,奔赴在原創(chuàng)的道路上。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lián)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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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梵高”回到大芬村

原創(chuàng)和仿制的兩股力量拉扯下,很難有人說清楚大芬未來在何方。

文|顯微故事 楊佳

編輯|常新

2016年,一部紀錄片《中國梵高》在海外播出后,除了斬獲許多大獎,也讓大家窺探了仿制畫制作的一角以及大芬的“神話”。

初中畢業(yè)學歷的趙小勇,通過流水線,成為了中國最懂梵高的男人,被稱為“中國梵高”,月入數(shù)萬元。

大芬村位于深圳布吉街道,是一個占地僅0.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鼎盛的時期,世界油畫七成來自中國,中國油畫八成來自大芬村,每年產(chǎn)出500萬副油畫。

仿制畫的烙印,給大芬?guī)砹肆髁?,也帶來了困擾,原創(chuàng)和仿制的兩股力量拉扯下,很難有人說清楚大芬未來在何方。

本期顯微故事將聚焦大芬轉型過程中,仿制畫工趙小勇,以及原創(chuàng)畫家古北的經(jīng)歷,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普通人在產(chǎn)業(yè)轉型大環(huán)境下的沉浮。

以下是他們的真實故事:

 

2021年春,我走進趙小勇的店鋪,那時距離紀錄片《中國梵高》上映已過去5年。

趙小勇的店鋪里依然到處是《中國梵高》的元素,吊頂上貼著《中國梵高》的海報,海報里趙小勇光著膀子在破舊的環(huán)境里舉著梵高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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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趙小勇的工作室

進門左手邊,擺了一排裱裝好的梵高仿制畫,“都是老婆和小舅子畫的”,趙小勇站在一邊強調,他指了指右邊,“這些才是我畫的”。

右邊的畫題材中依舊有梵高的元素,但不再是仿制,趙小勇解釋,“這些都是原創(chuàng)”,接著他強調,“我現(xiàn)在不怎么做仿制畫了,原創(chuàng)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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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趙小勇原創(chuàng)作品

減少模仿研究原創(chuàng),這件事情是趙小勇成為《中國梵高》紀錄片主角之前,他就一直在琢磨的事情。

趙小勇是深圳大芬村最貴的畫工之一。他先后臨摹了10多年的梵高作品,數(shù)量多達十萬幅,是梵高本人的百倍,甚至可以在28分鐘就能臨摹出《向日葵》。

在成為紀錄片主角之前,趙小勇最驕傲的一件事是他的作品暢銷到荷蘭美術館吧,成為那邊最好賣的仿制品,幾乎每個從美術館參觀完的人都會買一張帶走。

靠仿制畫的手藝,初中畢業(yè)的趙小勇在深圳買了房;甚至還開發(fā)了一條仿制畫流水線,“沒有繪畫基礎的人,過來學三個月,就能出去畫名畫賺錢”。

趙小勇第一個徒弟是自己的老婆,經(jīng)過趙小勇的培訓后,妻子畫的《向日葵》被畫商收走。

他最得意弟子是自己的小舅子,小舅子初中畢業(yè)、沒有繪畫背景,通過趙小勇的培訓后,專畫梵高的《咖啡廳》,最終在深圳拼下了兩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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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趙小勇墻上這些仿制畫,出自非科班出生的畫工手中

對于沒有學歷,當過工人的趙小勇來說,靠畫養(yǎng)活自己,是最體面的翻盤方式。

2014年,《中國梵高》紀錄片開拍,趙小勇也第一次有機會受邀去荷蘭探訪梵高故里,那個他模仿和追隨了一輩子的傳奇男人。

在荷蘭美術館,見到真跡的趙小勇發(fā)現(xiàn)自己不懂梵高了。他第一次對梵高的作品感到了陌生,“畫了十幾年梵高,第一次發(fā)現(xiàn)這個色彩,自己調的不對;這個筆觸,自己對不上?!?/p>

從荷蘭回來,“中國梵高"趙小勇發(fā)現(xiàn)自己不會畫畫了。

“不一樣,一切都不一樣?!笔勤w小勇最直觀的感受,在趙小勇最熟悉的《向日葵》真跡前,他發(fā)現(xiàn)有一個畫角是1號筆,而到了其他的畫角是3號筆、4號筆。

這說明梵高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不斷嘗試,也注入了自己的用心——這些是趙小勇在仿制《向日葵》時,從未體會到的心情。

除了作品不一樣以外,他還發(fā)現(xiàn)了自己作品的“不一樣”。在來荷蘭前,他以為自己的作品會擺在高端的畫廊中售賣,結果發(fā)現(xiàn)來自荷蘭的老板只是美術館附近賣紀念品的攤主,趙小勇的仿制作品卷起來擺在鐵桶里,賣給從各地而來慕名梵高的人。

巨大的心理落差讓趙小勇無法消解。

最大的沖擊,發(fā)生在美術館里。當館內人聽聞趙小勇被稱為最了解梵高的人、“是中國梵高”的時候,好奇的詢問趙小勇,“你的作品是什么?”。

趙小勇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哭了,這個片段被紀錄片捕捉,也刻在了趙小勇的心里。

那個瞬間,趙小勇想要有自己的作品。

在大芬,想要有作品,就要成為原創(chuàng)畫家。

大芬油畫村位于深圳市龍崗區(qū)布吉街道大芬社區(qū),核心區(qū)域面積約0.4平方公里。這里有有千余家畫室、畫廊,雇用數(shù)千名畫工,加之部分擁有個人工作室的原創(chuàng)藝術家,總數(shù)至少在萬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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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油畫村的入口

這里可謂是畫匠們內卷的宇宙中心,想要從萬人里面脫穎而出,僅僅依靠興趣和努力還遠遠不夠。

許多初中畢業(yè)、從工廠逃離出來的年輕人來到大芬做畫工,密密麻麻的畫廊遍布大芬,“當畫工并不需要天賦,就是個體力活,只需要吃苦就行”,趙小勇說道。

依托大芬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這些沒有經(jīng)驗的年輕人兩三個月就能出師,開始接仿制畫賺錢。

隨著更先進的噴繪技術流行,大芬的訂單肉眼可見的少了,市場競爭激烈,讓趙小勇感覺到焦慮。

另一方面,畫工按件收費,卻在整個仿制畫的產(chǎn)業(yè)中,拿著最低廉的工資,住在城中村的老房子里、關在昏暗的房間里、伴著油漆日復一日臨摹相同的畫,活在名家背后,不知道未來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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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街邊隨處可見“名畫”

趙小勇雖奮斗成為大芬最貴的畫工,也沒能逃脫流水線上的生活。他明白,哪怕他“中國梵高”聲名在外,大家也是沖著“梵高”來的,偌大的大芬還將有“中國莫奈”、“中國塞尚”。

從荷蘭回來后,趙小勇決定摘掉自己身上的標簽,走一條大芬許多畫工走過、但沒有成功的路:從畫工,轉型成為畫家。

“畫工和畫家”雖一字之差,在大芬卻是兩個不同的陣營。

畫工從事的是仿制畫制作,負責將名畫手繪在畫紙上,按照臨摹質量和張數(shù)計費,活在名畫陰影之下,但是收入穩(wěn)定;畫家主要從事原創(chuàng),按照作品收費,或許一朝成名,也或岌岌無名。

“畫工成為畫家,幾乎不可能”,畫家古北說,古北高中開始學美術,科班出身,辦過展覽,來大芬已經(jīng)10年。

古北在大芬沿街的鋪面開了一間畫室,兜售自己的原創(chuàng)作品,也開班教學繪畫技巧——每年都有許多畫工報名學習原創(chuàng)繪畫,但他們深受仿制畫的影響,提筆的一刻就開始帶著深深流水線的痕跡。

這也是從未接受過專業(yè)繪畫訓練的趙小勇面臨的難題——坐在大芬的畫室里,他一提筆,滿腦子就是梵高的作品,一落筆,就會帶著梵高的影子。

最終趙小勇接受朋友的建議,從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湖南老家,開始臨摹創(chuàng)作,他從大芬回到老家,在村口架起了畫板,嘗試原創(chuàng),去掉模仿梵高20年帶來的肌肉記憶。

市場是殘酷又真實的。趙小勇三言兩語的描述了自己逃離大芬后的境遇——2016年他去往寧波,并在那里和人合伙開了一間畫廊,專做原創(chuàng),但事業(yè)并不順利,“市場上沒人愿意購買不出名的畫家畫的原創(chuàng)”。

2017年,《中國梵高》紀錄片在國內獲許多獎項并在社交媒體上流傳,許多人慕名去往趙小勇在大芬的工作室探訪。

一邊是冷淡的原創(chuàng)市場, 一邊是來自大芬的機會,這一次,趙小勇終于重新下定了決心:回到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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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美術館里眺望大芬村

只是這次,趙小勇決定不再避開“梵高”,他將大芬的工作室貼滿了《中國梵高》的元素,也將梵高引入自己的作品里,“梵高給了我第一次機會,還會給我第二次?!?/p>

趙小勇的艱難轉型,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原創(chuàng)在大芬,乃至市場上的困境。

“原創(chuàng)很難,有時候我都想跟里面的學做仿制畫了”,古北自嘲地說到。

古北喜歡用“外面”和“里面”來代稱畫家和畫工——在大芬村“外面”能被太陽照射的沿街街道,多是畫家在經(jīng)營,畫家從中汲取靈感,而陽光照不到不到的“里面”多是到仿制畫的工廠,化工們在流水線上作業(yè),不需要見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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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藏在大芬村深處的仿制畫工作室

古北的自嘲不無道理。

2004年,大芬村成為首屆中國文博會唯一的分會場,被文化部命名為“文化產(chǎn)業(yè)示范單位”后,大芬村名聲大噪,許多美術學院科班出生的畫家來到這里創(chuàng)作。

大芬憑借著低廉的租金和產(chǎn)業(yè)鏈,成為了深圳著名地標,和北京789文化基地形成了一南一北的局面。

然而,產(chǎn)業(yè)聚集沒有改變原創(chuàng)畫是個小眾市場的事實。

同仿制畫來了訂單再開始制作不一樣,原創(chuàng)畫家是先要有作品之后才能售賣,價格往往和作者的名氣及銷售渠道相關。為了增加“名氣”,許多原創(chuàng)畫家不得不去參加展覽、或者去花費大量時間繪制一些場面絕倫、但是缺乏商業(yè)價值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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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村的原創(chuàng)畫室

“沒有名氣,就很難持續(xù)做下去,”古北朝“外面”的街道指了指,“你去看看,哪一家原創(chuàng)的店里面,沒掛幾幅獲獎的作品?”

但光有名氣也不夠。原創(chuàng)畫不能量產(chǎn),一幅原創(chuàng)畫作產(chǎn)出的主題和時間都不確定,制作完成之后還要等待有緣人收購。

藝術和生存,是所有生活在大芬的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為了讓收購容易,藝術家們也不得不去迎合市場,琢磨大眾喜歡的東西,但答案總是指向世界名畫——依舊逃不過名氣,于是許多沒有名氣、科班出生的畫家開始從事仿制畫。

在大芬,仿制畫比原創(chuàng)賺錢,是一個不爭事實,畫工比畫家有錢,是另一個事實。古北心里有落差,這種落差在《中國梵高》火了以后更大了。

可現(xiàn)實不給古北和仿制畫劃分的機會。

《中國梵高》播出后,大芬坐擁“油畫第一村’,大量來探尋仿制畫的游客走進古北的店里,點名詢問仿制畫,古北說自己是作原創(chuàng)的之后,對方‘哇”的表示驚奇,隨后離開店鋪去隔壁買了一張仿制作品。

在外人看來,古北們和畫工們都是大芬不可分隔的一部分,是大芬油畫產(chǎn)業(yè)鏈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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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村里密密麻麻的店鋪,背后是激烈的競爭

迫于生計,古北不得不接“仿制畫”補貼生活,唯一不同的是,他不仿名畫,即對方發(fā)來照片后,他原封不動的畫出來,按照平米收費。最多的時候,他三五天畫一張,收來的錢用以補貼畫室的支出。

但每次畫完這些畫,古北都小心翼翼地給自己起了一個化名,并再三囑咐朋友,“不要告訴別人是自己畫的”。

他也自始至終沒將這副“昂貴”的作品展現(xiàn)在自己朋友圈里,他極力的隱藏自己與大芬的關系,“害怕同行嘲笑,覺得自己是個做仿制畫的”。

畫家和畫工的沖突,在大芬訂單減少、疫情之后更加白熱化。

為了補貼畫室支出,大芬許多做仿制畫的店鋪開始主打“30分鐘名畫”體驗,即在店鋪外支起畫板,游客花上幾十元錢就能體驗畫出世界名畫的樂趣;而畫家們則在店鋪外打廣告招收高考生,或者讓游客體會作畫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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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在大芬花上30分鐘,可以體驗一次名畫創(chuàng)作

搶奪客人成了雙方新的角斗場,畫工和畫家的身份也沒那么涇渭分明,或者說,在大芬陣痛轉型期里,身份沒那么重要了。

唯一不同的是,作為原創(chuàng)的畫家,古北更輕松喜悅一些,他看著村頭的大芬美術館,里面正在舉辦原創(chuàng)展覽,“你看,起碼現(xiàn)在原創(chuàng)是大芬的方向了”。

古北在等,等到大芬脫掉“仿制村"的標簽。

如今的大芬已經(jīng)成為了深圳文化地標,在大芬美術館也會有來自天南地北的原創(chuàng)畫家參與展覽。

產(chǎn)業(yè)升級在這里緩慢進行著,這也是屬于深圳轉型的故事,在轟轟烈烈的大背景下,每一個草根都在努力尋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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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大芬美術館一角,展覽了許多原創(chuàng)作品

趙小勇依舊沒有擺脫“中國梵高”的稱號,不過有一件讓他特別開心的事情——大芬美術館收錄了他的一幅原創(chuàng)自作品,和其他原創(chuàng)學院派畫家的擺在一起。

許多參觀者看了之后,覺得沒有科班背景的趙小勇,筆觸更具有張力。

趙小勇反問,“不用學院派的理論創(chuàng)作,是不是也是一種原創(chuàng)?”

在他看來,大芬的成長,是因為一個模式的創(chuàng)新,如今大芬的轉型,也將更加多元化。

古北依舊不愿意在一些作品上署名,但他不避諱自己在大芬了。在他看來,“沒有一個地方比大芬、比深圳更包容了”。

在等待大芬轉型的過程中,所有人都殊途同歸,奔赴在原創(chuàng)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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