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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再引爭議:所謂“文本再生”距離抄襲到底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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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再引爭議:所謂“文本再生”距離抄襲到底有多遠

在中國文學史上,木心究竟地位如何?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位畢生游離在主流文學圈外的作家的作品?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近日,一篇題為《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研究》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作家和讀者的爭論。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畢業(yè)于南京大學的盧虹貝,該文為其2014年發(fā)表的碩士論文,全文長達上萬字,共計150余頁,全面考察了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其中大量篇幅為作者對木心作品中“再生文本”與“原文本”的逐篇逐句對比分析,涉及木心現(xiàn)已出版的絕大部分書目,包括《素履之往》《愛默生家的惡客》《偽所羅門書》《詩經(jīng)演》等。

01 “文本再生”

在文章中,盧虹貝對“文本再生”進行了定義,并指出木心的一些再生文本涉嫌抄襲:

所謂“文本再生”,是指作者以他人的文字作品作為原材料(原文本),進行程度較小的改寫,形成自己的作品(再生文本)。木心的再生文本數(shù)量眾多,原文本來源廣泛,大部分再生文本沒有“文本再生”的提示,有些甚至有意隱匿。木心的“文本再生”,在內(nèi)容上、人稱上、修辭上也呈現(xiàn)出一些明顯的特點和傾向。另外,一些再生文本屬于抄襲。

根據(jù)盧虹貝的統(tǒng)計,木心的再生文本數(shù)量頗為可觀,詩歌最多。在木心發(fā)表的詩歌中,可找到原文本出處的共計198首,其中《偽所羅門書》很可能全是再生文本。木心散文中的再生文本的數(shù)量與比例雖不及詩歌,但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子,比如《素履之往》中,“《媚俗訟》可謂對米蘭·昆德拉演講詞的讀后感,不少語句摘自其中;《庖魚及賓》一篇,是由許多隨感式的獨立散文片段連綴而成,其中一則,所引松尾芭蕉與契訶夫書信,皆出自周作人散文《日記與尺牘》,木心只是把周作人對契訶夫的翻譯在語言上作了精簡;此書中的《亨于西山》與《舍車而徒》,是片段式隨感的連綴。其中三則引用材料,皆出自論文《卡夫卡的天堂》……”

《素履之往》
木心 著
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11

盧虹貝將文本再生視為木心慣用的一種寫作策略。木心的《詩經(jīng)演》明顯是以《詩經(jīng)》作為原文本進行的再創(chuàng)作,他曾表示:“我是變奏、仿制。音樂上有‘海頓主題變奏曲’、‘帕格尼尼主題變奏曲’,繪畫上有‘仿黃公望’、‘摹倪瓚筆意’,畢加索把委拉斯凱茲的‘宮女’重畫成變形的摩登風調(diào)?!钡诒R虹貝看來,木心的再生文本中只有少數(shù)具有對文本再生的明確提示,且注明了正確出處;有一些只提示了原文本出處,卻沒有提示文本再生的事實,讀者可能無法立刻領會;而大部分沒有任何文本再生提示,甚至故意隱匿或營造出“原創(chuàng)”的假象,因此涉嫌抄襲。

02 “不相稱的大”

自2006年木心的主要作品在大陸出版以來,他收獲了大量關注和喜愛,很多人將他的《文學回憶錄》視為最重要的文學入門讀物之一,同時也有不少人對其文學造詣抱有質(zhì)疑。在中國文學史上,木心究竟地位如何?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位畢生游離在主流文學圈外的作家的作品?盧虹貝的這一論文日前再次激起了不同的聲音。

在社交網(wǎng)絡上,有質(zhì)疑者將木心與董橋、蔣勛視為一類作家,稱“木心是小聰明充大智慧,董橋是小肉麻充大悲憫,蔣勛是小感動充大覺悟”,總之三人都是“老朽版小清新”。對此,作家劉勃在微博上表示,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讓他感受到“文氣中有一種與底氣不相稱的大”,但他也承認木心的確對自己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微博截圖

作家鄧安慶對劉勃提到的“不相稱的大”有所同感。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時稱,僅就《文學回憶錄》和《木心遺稿》來說,一些網(wǎng)絡上流傳的批評對木心并不公平。“現(xiàn)在大家對木心的批評,不如說是批評一個沒有準備好的木心。木心的講稿和筆記,私下里講講寫寫,那是他的精神后廚,并沒有打算成菜端出來給大家吃。”在鄧安慶看來,人們不應該用成品的標準去衡量木心的半成品作品。“將心比心,我要是私下說看法和感受,也會直接跳躍論證過程,直接說結(jié)論,而且常是絕對性的大結(jié)論?!?/p>

比起文學家,作家馬鳴謙更愿意將木心看作一位出色的文藝鑒賞家和演說家,“在當年那種艱難境況下還有如此豐富的內(nèi)心生活和廣泛閱讀?!痹谒磥?,木心身上引發(fā)的爭議不僅關乎木心,更與其學生、畫家陳丹青長期以來的宣傳有關。木心生前發(fā)表的作品最初是由陳丹青介紹并引入大陸的,2011年木心逝世后出版的《文學回憶錄》及作為《文學回憶錄》補遺的《木心談木心》則直接出自陳丹青的筆記。在很大程度上,陳丹青已被視為木心作品的代言人,但其贊譽能否為木心的文學價值背書仍存在爭議。馬鳴謙認為,“不基于作品價值而鼓吹其聲譽至失真地步,就背離了文學的本位……陳丹青在繪畫上不作努力,卻是個厲害的社會鼓動家。”

微博截圖

界面文化也就木心涉嫌抄襲一事聯(lián)系了陳丹青,但他表示目前不想接受相關采訪,“沒關系,讓大家說就好了,我沒有意見?!?/p>

事實上,2020年就發(fā)生過一場圍繞木心是不是藝術大師的辯論,當時,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在網(wǎng)絡發(fā)布了一篇批評木心的短文,隨后與陳丹青激烈“互懟”多個回合,期間還有學者牟群、伍國以及導演姜文加入論戰(zhàn)。郭文景直言他反感木心的文風和“宣傳手段”、深疑木心手稿的真實性,陳丹青則指責郭文景“辭氣如是之污穢,面目如是之難看,實令我嚇煞”。而今,陳丹青對界面文化重申,“大家都可以談論木心,隨便從哪個角度,只要不是攻擊性的、像郭文景的那種謾罵,其他的都很正常。”

03 抄襲之辯

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是否真的構(gòu)成了抄襲也值得商榷。盧虹貝提到,“木心的作品中常有用典,或適用于文本間性理論,但不屬于文本再生。例如木心《祭葉芝》一詩,使用了不少葉芝詩歌的內(nèi)容。但木心改寫的程度較大,創(chuàng)造性強,可視為用典?!睋Q言之,盧認為作家的用典與文本再生的區(qū)別在于后者改動較少,缺乏原創(chuàng)性,而抄襲則發(fā)生于作家對文本再生不做明確提示、故意隱匿之時。

文本間性,也稱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最早由法國符號學家茱莉亞·克利斯蒂娃提出,她認為“任何文本的建構(gòu)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zhuǎn)化”,互文關系實際上包含了對于特定意識形態(tài)即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和回憶,以及對于文本作為素材所進行的改變與轉(zhuǎn)換方式。豆瓣用戶隨安室在《我對<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研究>的看法》一文中借由克利斯蒂娃的觀點進一步駁斥了盧文的看法。隨安室認為,盧文對木心作品的考據(jù)僅停留于修辭層面,卻忽略了木心的文體意識遠比他的修辭意識重要,也遮蔽了木心文本的各種可能性。

“抄襲是怕人看見的,而木心卻希望有人知曉,但木心決不愿直白地公開他的‘后臺’,這樣做就沒有意思了。他藏下明明暗暗的提示,他預設的讀者能把握來龍去脈的關節(jié),已經(jīng)循著他的孔道,周游他的秘密,領會他的趣味。”

《文學回憶錄: 1989—1994》
木心 口述 / 陳丹青 筆錄
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3-01

隨安室指出,木心在政治上的“散步”,在繪畫上的“轉(zhuǎn)印”,在文學上的“變奏”,都具有一種互相印證的流離的“間性”,只有進入藝文“之間”才能真的接通木心。這或許也是木心無法被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的根源。從這一點看,盧文僅僅通過對木心作品中再生文本的考據(jù)就推論出他涉嫌抄襲,恐有失高明。

劉勃也在微博中表示基本認同隨安室的看法,“文本再生是指把老素材拿過來用個人趣味過一遍?那么至少現(xiàn)代以前,文學史大半就是文本再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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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再引爭議:所謂“文本再生”距離抄襲到底有多遠

在中國文學史上,木心究竟地位如何?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位畢生游離在主流文學圈外的作家的作品?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記者 | 陳佳靖

編輯 | 黃月

近日,一篇題為《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研究》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作家和讀者的爭論。這篇文章的作者是畢業(yè)于南京大學的盧虹貝,該文為其2014年發(fā)表的碩士論文,全文長達上萬字,共計150余頁,全面考察了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其中大量篇幅為作者對木心作品中“再生文本”與“原文本”的逐篇逐句對比分析,涉及木心現(xiàn)已出版的絕大部分書目,包括《素履之往》《愛默生家的惡客》《偽所羅門書》《詩經(jīng)演》等。

01 “文本再生”

在文章中,盧虹貝對“文本再生”進行了定義,并指出木心的一些再生文本涉嫌抄襲:

所謂“文本再生”,是指作者以他人的文字作品作為原材料(原文本),進行程度較小的改寫,形成自己的作品(再生文本)。木心的再生文本數(shù)量眾多,原文本來源廣泛,大部分再生文本沒有“文本再生”的提示,有些甚至有意隱匿。木心的“文本再生”,在內(nèi)容上、人稱上、修辭上也呈現(xiàn)出一些明顯的特點和傾向。另外,一些再生文本屬于抄襲。

根據(jù)盧虹貝的統(tǒng)計,木心的再生文本數(shù)量頗為可觀,詩歌最多。在木心發(fā)表的詩歌中,可找到原文本出處的共計198首,其中《偽所羅門書》很可能全是再生文本。木心散文中的再生文本的數(shù)量與比例雖不及詩歌,但也有一些明顯的例子,比如《素履之往》中,“《媚俗訟》可謂對米蘭·昆德拉演講詞的讀后感,不少語句摘自其中;《庖魚及賓》一篇,是由許多隨感式的獨立散文片段連綴而成,其中一則,所引松尾芭蕉與契訶夫書信,皆出自周作人散文《日記與尺牘》,木心只是把周作人對契訶夫的翻譯在語言上作了精簡;此書中的《亨于西山》與《舍車而徒》,是片段式隨感的連綴。其中三則引用材料,皆出自論文《卡夫卡的天堂》……”

《素履之往》
木心 著
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0-11

盧虹貝將文本再生視為木心慣用的一種寫作策略。木心的《詩經(jīng)演》明顯是以《詩經(jīng)》作為原文本進行的再創(chuàng)作,他曾表示:“我是變奏、仿制。音樂上有‘海頓主題變奏曲’、‘帕格尼尼主題變奏曲’,繪畫上有‘仿黃公望’、‘摹倪瓚筆意’,畢加索把委拉斯凱茲的‘宮女’重畫成變形的摩登風調(diào)?!钡诒R虹貝看來,木心的再生文本中只有少數(shù)具有對文本再生的明確提示,且注明了正確出處;有一些只提示了原文本出處,卻沒有提示文本再生的事實,讀者可能無法立刻領會;而大部分沒有任何文本再生提示,甚至故意隱匿或營造出“原創(chuàng)”的假象,因此涉嫌抄襲。

02 “不相稱的大”

自2006年木心的主要作品在大陸出版以來,他收獲了大量關注和喜愛,很多人將他的《文學回憶錄》視為最重要的文學入門讀物之一,同時也有不少人對其文學造詣抱有質(zhì)疑。在中國文學史上,木心究竟地位如何?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位畢生游離在主流文學圈外的作家的作品?盧虹貝的這一論文日前再次激起了不同的聲音。

在社交網(wǎng)絡上,有質(zhì)疑者將木心與董橋、蔣勛視為一類作家,稱“木心是小聰明充大智慧,董橋是小肉麻充大悲憫,蔣勛是小感動充大覺悟”,總之三人都是“老朽版小清新”。對此,作家劉勃在微博上表示,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讓他感受到“文氣中有一種與底氣不相稱的大”,但他也承認木心的確對自己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微博截圖

作家鄧安慶對劉勃提到的“不相稱的大”有所同感。他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訪時稱,僅就《文學回憶錄》和《木心遺稿》來說,一些網(wǎng)絡上流傳的批評對木心并不公平?!艾F(xiàn)在大家對木心的批評,不如說是批評一個沒有準備好的木心。木心的講稿和筆記,私下里講講寫寫,那是他的精神后廚,并沒有打算成菜端出來給大家吃?!痹卩嚢矐c看來,人們不應該用成品的標準去衡量木心的半成品作品?!皩⑿谋刃?,我要是私下說看法和感受,也會直接跳躍論證過程,直接說結(jié)論,而且常是絕對性的大結(jié)論?!?/p>

比起文學家,作家馬鳴謙更愿意將木心看作一位出色的文藝鑒賞家和演說家,“在當年那種艱難境況下還有如此豐富的內(nèi)心生活和廣泛閱讀?!痹谒磥?,木心身上引發(fā)的爭議不僅關乎木心,更與其學生、畫家陳丹青長期以來的宣傳有關。木心生前發(fā)表的作品最初是由陳丹青介紹并引入大陸的,2011年木心逝世后出版的《文學回憶錄》及作為《文學回憶錄》補遺的《木心談木心》則直接出自陳丹青的筆記。在很大程度上,陳丹青已被視為木心作品的代言人,但其贊譽能否為木心的文學價值背書仍存在爭議。馬鳴謙認為,“不基于作品價值而鼓吹其聲譽至失真地步,就背離了文學的本位……陳丹青在繪畫上不作努力,卻是個厲害的社會鼓動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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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也就木心涉嫌抄襲一事聯(lián)系了陳丹青,但他表示目前不想接受相關采訪,“沒關系,讓大家說就好了,我沒有意見?!?/p>

事實上,2020年就發(fā)生過一場圍繞木心是不是藝術大師的辯論,當時,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在網(wǎng)絡發(fā)布了一篇批評木心的短文,隨后與陳丹青激烈“互懟”多個回合,期間還有學者牟群、伍國以及導演姜文加入論戰(zhàn)。郭文景直言他反感木心的文風和“宣傳手段”、深疑木心手稿的真實性,陳丹青則指責郭文景“辭氣如是之污穢,面目如是之難看,實令我嚇煞”。而今,陳丹青對界面文化重申,“大家都可以談論木心,隨便從哪個角度,只要不是攻擊性的、像郭文景的那種謾罵,其他的都很正常?!?/p>

03 抄襲之辯

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是否真的構(gòu)成了抄襲也值得商榷。盧虹貝提到,“木心的作品中常有用典,或適用于文本間性理論,但不屬于文本再生。例如木心《祭葉芝》一詩,使用了不少葉芝詩歌的內(nèi)容。但木心改寫的程度較大,創(chuàng)造性強,可視為用典。”換言之,盧認為作家的用典與文本再生的區(qū)別在于后者改動較少,缺乏原創(chuàng)性,而抄襲則發(fā)生于作家對文本再生不做明確提示、故意隱匿之時。

文本間性,也稱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最早由法國符號學家茱莉亞·克利斯蒂娃提出,她認為“任何文本的建構(gòu)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zhuǎn)化”,互文關系實際上包含了對于特定意識形態(tài)即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和回憶,以及對于文本作為素材所進行的改變與轉(zhuǎn)換方式。豆瓣用戶隨安室在《我對<木心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本再生”現(xiàn)象研究>的看法》一文中借由克利斯蒂娃的觀點進一步駁斥了盧文的看法。隨安室認為,盧文對木心作品的考據(jù)僅停留于修辭層面,卻忽略了木心的文體意識遠比他的修辭意識重要,也遮蔽了木心文本的各種可能性。

“抄襲是怕人看見的,而木心卻希望有人知曉,但木心決不愿直白地公開他的‘后臺’,這樣做就沒有意思了。他藏下明明暗暗的提示,他預設的讀者能把握來龍去脈的關節(jié),已經(jīng)循著他的孔道,周游他的秘密,領會他的趣味。”

《文學回憶錄: 1989—1994》
木心 口述 / 陳丹青 筆錄
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3-01

隨安室指出,木心在政治上的“散步”,在繪畫上的“轉(zhuǎn)印”,在文學上的“變奏”,都具有一種互相印證的流離的“間性”,只有進入藝文“之間”才能真的接通木心。這或許也是木心無法被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的根源。從這一點看,盧文僅僅通過對木心作品中再生文本的考據(jù)就推論出他涉嫌抄襲,恐有失高明。

劉勃也在微博中表示基本認同隨安室的看法,“文本再生是指把老素材拿過來用個人趣味過一遍?那么至少現(xiàn)代以前,文學史大半就是文本再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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