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歡迎來到“編輯部聊天室”。每個周日，界面文化為大家揭曉一次編輯部聊天記錄。獨自寫稿，不如聊天。我們將圍繞當周聊天室主持人選定的話題展開筆談，或嚴肅，或娛樂，神侃間云游四方。鑒于主持人們各有所好，聊天室話題可能涉及政治、歷史、文學和社會熱點事件，也可能從一口路邊小吃、一次夜游散步、一場未能成行的旅行蔓延開去。本期聊天室由子琪主持，想要討論的話題是“進城”。
“進城”是一個在生活中出現(xiàn)頻率很高的詞：人問去哪？我說進城。因為很喜歡精讀趙本山系列小品和《馬大帥》，也分析出來一些關于進城的文學意象，姑且跟大家說說看。農民馬大帥為了追逃婚離家的女兒，進城遭遇錢包被扒、身無分文形同乞丐、被人冤枉運輸假鈔還進了局子——這不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聰明的城里人看到這一切也會覺得好笑，這個村里人！
馬大帥進的大城市是鐵嶺開原市，投奔的是自己的前任小舅子、也就是范偉飾演的范德彪。德彪將馬大帥從看守所里領出來，開著老板專用的奔馳車在街道上疾駛，兩人都發(fā)出對城市的由衷贊嘆：這么多樓！這么多車！馬大帥的第一個落腳點就是范德彪租下的城中村平房，這里臨近火車道，夜里也會有醉鬼醉倒在路邊。而他們打工的地點是據說在開原最豪華威風的維多利亞廣場，德彪在這里擔任總經理保鏢，指揮著侏儒門童和可以將腿彎到頭上的手下。
只是依賴親戚名不正言不順的，進城者需要尋到自己的活計。馬大帥拜托范德彪給自己找事做，他先后試過搓澡工和修腳工，這段失敗的打工經歷也是高潮迭起的奇遇，他把客人直接搓到了池子里，又把自己的腳修得鮮血直流。這時我們看到，這個陰差陽錯進城的馬大帥似乎真的是“干啥啥不行”，還不如范德彪“善于學習模仿”，更能融入城市，德彪的平頭、墨鏡，勇于追求真愛、挑戰(zhàn)自我，還有一點點偽飾的勁頭，已經讓他非常接近一個城里人了，跟德彪比，馬大帥反而愣頭愣腦的、總是扮演那個戳破模仿迷夢的角色。于是，戳破城里人的虛偽和展現(xiàn)鄉(xiāng)里人的笨拙變成了這部劇的兩大笑點。從這個角度來說，馬大帥也是趙本山喜劇中常見的進城者，《不差錢》《有病沒病》都是如此，他們就像志怪小說里在生死關頭道破真相的人，“這個人沒有頭”、“沒有心是不能活的”，樸素但是富于直覺。
馬大帥這樣的進城者，為了進城被洗劫一空，之后上線了圍繞金錢展開的、無窮的滑稽現(xiàn)形記。被維多利亞辭退之后，為了賺錢，他做的事遠比彪子更過分也更好笑——他到喪禮上充場面哭喪，哭得越悲切收入越多；和自閉的拳擊少年在家打擂臺，挨打效果越慘烈價錢越高；給退休仍有權力欲的局長假扮下屬，憑借滴水不漏的回答獲得報酬。這些“零工經濟”的重點都是表演，馬大帥通過了解城里人的愿望角色扮演獲得鈔票，而這和《劉老根》里那個成功地從城里取得經驗回到鄉(xiāng)村文旅創(chuàng)業(yè)的故事是如此地不同。
其實，《馬大帥》不禁讓我聯(lián)想到另一個進城故事——《帕丁頓熊》，有時覺得這個村里人和倫敦帕丁頓車站的小熊是一模一樣的。帕丁頓初入倫敦，像馬大帥贊嘆開原一樣發(fā)出贊嘆，也因為不熟悉城市鬧出了許多笑話。他不會坐地鐵，不會用電動牙刷，還學會了原來用錢才能換到想要的東西。電影《帕丁頓熊》的故事幾乎是以他攢錢為線索的，一頭小熊雖然沒有養(yǎng)家的壓力，但不能像家里的兒女一樣完全無所事事，他需要打工，但無論是擦玻璃、剃頭發(fā)，都因笨手笨腳遭到辭退，甚至一樣都蒙受冤屈進了局子。黏土動畫里帕丁頓做過更多好笑的事，而這好笑都是和倫敦的新奇體驗有關的。一般認為《帕丁頓熊》是一部兒童教育片，幫助兒童和小熊一起成長適應，然而小熊卻是以成為無家可歸的游蕩者、底層打工者才獲得這個共同成長的機會的。這么看，進城的馬大帥不也是一部教育片嗎？馬大帥最后還是學會了點東西，哭喪、拳擊還有冒充文化人的本事。
啰嗦了一些進城的喜劇，總之我從中看到了我自己，我和馬大帥妻子玉芬一樣都是安徽人。來上海時，只要介紹說家在安徽，謀生不易也許會浮現(xiàn)在對方的臉上；如果再透露我先生是河南人，對方就會掛上那種“糟糕糟糕，就不該提問”的表情。抱歉抱歉，我們只是來學做活學本事的外地小夫妻。
01 成為“外地人”
潘文捷：韓劇《請回答1994》開頭三千浦張國榮第一次坐地鐵的迷惘真的給我整笑了，他因為不知道在哪兒下車在地鐵出口來回奔跑，發(fā)現(xiàn)坐錯又故作鎮(zhèn)定重新買票。直到被人戳穿“你是從農村來的吧？”背景音樂就響起了表示尷尬的咩咩聲。我也有類似體會。剛到北京上學時，就為乘坐地鐵十分頭疼——為什么要坐“開往西直門方向”的地鐵？可是我不是要去西直門，我要去五道口啊！初入城市有這種混亂狀態(tài)的也不只是我，之前就看到郭敬明寫自己剛到上海時是如何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他和媽媽也因為坐地鐵不會走閘門被工作人員用上海話責罵，從這些不夠溫情的現(xiàn)象中，他總結出上海人尊重成功的人，暗下決心要用才華能力證明自己。從這些故事，多多少少也可以理解《小時代》那樣的作品是怎么寫出來的。
葉青：感覺因為科技和交通的發(fā)展，對于熟用手機的年輕人來說，初次進城可能變得不再那么“寸步難行”了。比如像文捷說的坐地鐵，以前第一次坐的人會鬧笑話或不知所措，現(xiàn)在只要辦張交通聯(lián)合卡，或者手機上下個APP，不需要買票就能直接坐車，導航軟件更是細致到了告訴你該從哪個口進、坐哪個方向、坐到哪一站、從哪個口出?？床∫彩且粯拥牡览?。但與此同時，一些人工崗位（因為技術）大幅減少，這會不會讓不太熟悉新技術的中老年人進城的難度大大增加呢？
林子人：兩個月前我去參加了一場書店活動，活動的兩位對談嘉賓都是老上海人，其中一位說的一段話讓我印象深刻：上海是中國唯一一座有城市歷史的城市。何謂城市歷史？是指要有報館、雜志社、廣播電臺、唱片公司、電影公司，還要有信托公司、證券公司、銀行、百貨。只有這些東西都存在的時候，所謂的城市文化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并被記錄下來。我立刻就想到在我的小時候，去上海的確是有某種“進城”意味的，當代藝術展覽、戲劇演出亦或是Zara這樣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尚品牌都要去上海才能看得到。從1843年開埠至今，上海很大程度上的確是中國城市化的終極目標，在城鄉(xiāng)光譜中代表著城市的那一端牢牢占據著中國人對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瑰麗想象。
潘文捷：在大城市待久了，反而關心起家鄉(xiāng)縣城。因為外婆大家族居住的舊城區(qū)整體拆遷，改建道路。很多親戚都關心究竟能賠多少錢?？墒窃谖铱磥?，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樣的拆遷讓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家族一起生活的痕跡全部消失了。朋友和我有類似感受，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地方不是很注重比較古早的建筑。當然如果是宋元明清已經成為古跡的地方，一定會去做保護，但是，如果是對待早幾十年的建筑，似乎喜新厭舊是正常的事情。我想，對于我們這些離鄉(xiāng)的人來說，恐怕兒時對故鄉(xiāng)的記憶會隨著城市的改造一點一點地消失。
葉青：進城后還常常覺得城市的變遷實在太快了。和老家十幾年如一日的街道不同，城市里好不容易熟悉的道路，可能在幾個星期內就因為某些“市容計劃”大變樣。在我來成都的這近10年期間，南邊的農田與荒地搖身一變，成了一座擠滿高樓的新城。瘋狂基建必不可免地產生了噪音，加上本就川流不息的車潮和人群，城市真的好吵！《衛(wèi)報》的一篇文章提到，噪音不僅會對人的心理層面造成危害，還會對人的身體健康產生影響，長時間暴露在噪音中，高血壓、心臟病和2型糖尿病的發(fā)病率會顯著提高——而剛進城的人往往只能負擔得起租住在噪音污染較為嚴重的老城區(qū)“老破小”。
02 過去覺得四環(huán)外不算北京城
姜妍：“進城”話題對我來說更多體現(xiàn)的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種變遷。我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時光是在北京北四環(huán)外的一個部隊大院里度過的，幼年時亞運村附近還是一片稻田，很有野趣，和今天的景觀完全不同。
上小學以后，就要脖子上掛著月票經常往返于地安門西大街的奶奶家和北四環(huán)外的姥姥家，大概就像今天在城市里工作的白領日日往返于五環(huán)外出租屋的場景。那時候的月票分成“市學”和“郊學”，指的是市區(qū)和郊區(qū)學生月票所被允許乘坐的不同線路。郊學的月票比市學月票允許搭乘的線路要多，差不多以北四環(huán)為界，因為我都是掛著“市學”的月票到處晃，所以只能下車后再步行一站多地才能到家。北四環(huán)外的大院，對我來說已經是實際接觸的生活空間中相對偏遠的存在，有時候在車站聽著售票員喊“清河小營西三旗”，覺得那是特別遙遠的地方。從月票的名稱里，也可以知道當時北京城郊劃分的大概邊界。至于像彼時的通縣（通州區(qū)是1997年后撤銷通縣后所設立的），對學生時代的我來說，真的就是一種關于縣城的想象。
小學同學中有不少是住在地安門西大街附近的四合院中，那當然并不是良好的居住環(huán)境，很多戶擠在大雜院中，沒有獨立衛(wèi)生間，偶爾在同學家里玩?；蚴且黄鹱鲎鳂I(yè)，都是要在逼仄的空間里尋找一點落腳的空間，比如睡覺的床同時也是寫作業(yè)時坐著的椅子，比如電視機只能掛在房間的斜上方某個角落。后來偶爾再回到那附近，除了后海的那些大雜院還在（許多都被有錢人買走重新裝潢了），剩下的散落在愛民街上的、教場胡同里的四合院早就消失了，那些胡同也都拓寬了，偶爾我也好奇，那些同學都搬到哪里去了？他們過得還好嗎？
陳佳靖：“北京太大了！”很多從外地來到北京生活的人都會發(fā)出這樣的感嘆。作為一個北京人，我反而是聽到外地人的抱怨后才意識到北京之大。我家在豐臺區(qū)，位于四五環(huán)之間，從這里無論去市中心哪個地方總要花上至少一個小時（不僅因為遠，而且道路經常擁堵）。所以我很小就學會了提前規(guī)劃時間，出門吃飯逛街從來不是說走就走，都是提前和人約好的，因為你不知道對方過來要花多少時間。
有趣的是，我雖然是原住民，卻也有“進城”一說。由于我不住在商業(yè)區(qū)附近，也就遠離了百貨大樓和大型購物中心。小時候父母想帶我去市中心購物，就會說“我們進城吧”。進城就是購物，很長時間里我把這兩者畫上了等號。長大后才覺得有些不對勁：我明明就住在城區(qū)里，為什么要說“進城”呢？后來我聽到一種解釋說，有些老北京人認為，只有二環(huán)以內才叫北京（也就是過去的四九城），誰要是住在四五環(huán)以外，那就不算是北京人了！這當然是一種調侃的說法，但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內部依然有潛藏的“中心-邊緣”鄙視鏈。
如今看來，消費的確成了城市生活的代名詞，那些想要融入城市的人也不得不擁有與之匹配的消費力。很多從外地縣城努力拼搏到北京的人很快習得了城里人的現(xiàn)代與時尚、體面與從容，每天在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做一份白領工作，表面上看不出與原住民有什么區(qū)別。但當夜晚降臨，他們可能要回到五環(huán)之外的出租屋里卸下一天的光鮮，第二天再早早起來上班，沒有時間真正留給自己。他們每天的通勤何嘗不是另一種“進城”與“返鄉(xiāng)”呢？然而真正的“鄉(xiāng)”也是回不去的——城市的生活太快了。我想除了消費，城市的效率與秩序也在重塑著每一個人，它們不僅存在于早晚高峰的地鐵線和24小時便利店里，而且深深嵌入到辦公室的格子間、手機App上的Todolist、戒不掉的外賣和網購，并一路蔓延至人與人的交往方式乃至我們對生活的感受中。
03 從二三線流向一線，從北上廣流向紐約巴黎？
黃月：我是一個需求比較低的人，到現(xiàn)在生活也是“得過且過”（非原意），或許也因為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與城市所象征的物質極大豐富和燈紅酒綠生活有些隔絕。無論是初來城市住在大學宿舍里時，還是畢業(yè)工作住在租來的房子里，三十多歲了依然沒覺得什么東西是一定要有的，無論房子或車子，只不過這里恰好有我還算喜歡和擅長做的事情，姑且能夠糊口不必奔波（這一點物質基礎可能是與馬大帥的區(qū)別），人就居在此處。我大部分時候不會意識到自己住在北京，或者說不會意識到此地有何特別，有時坐公交車經過天安門甚至會心下一驚——原來我在這里！我無意定居這個城市，不會用這個城市的人的身份來指稱自己，對大城市的愛和鄉(xiāng)愁一樣稀薄，幾乎隨時做好去下一個地方過生活的準備，有一個蘋果吃一個蘋果，有兩個蘋果吃兩個蘋果。
趙蘊嫻：如今底層勞動者的進城是否還會有馬大帥那樣的感嘆，我覺得不一定。殺馬特“教父”羅福星在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里講過，城市高樓林立的景觀沒有對最初進城的他造成過多大沖擊，他也不會抬頭去看，去留意，因為他很清楚這些都與他無關。我想，能讓人抬頭看看的城市，還是要給人一些機遇和希望，即便抬頭的動作會被城里人嘲為“鄉(xiāng)巴佬”。
黃月：東北可能有些特殊，我之前看學者劉巖的一本書很受啟發(fā)。他從春晚東北小品講到東北這一地區(qū)的特殊性——東北雖然最早成為新中國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最高的地區(qū)，卻因象征著舊日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榮光不再的時代，而在后來蓬勃的市場經濟的浪潮下被視為一股小農的、落后的、不進步的甚至是“反動”的力量。這種復雜的身份使春晚舞臺上趙本山這樣的東北人形象（土里土氣，冒冒失失，啥也不懂，和城市格格不入）深入人心，并且一再刺激大多數(shù)人的同一個笑點，反復被沖擊，反復被嘲諷。與其說這其中是城與鄉(xiāng)的交鋒，不如說是舊體制和新體制的一次次話語爭奪。
就算有那一紙城鎮(zhèn)戶口，很多人在某些語境里也是作為對照組代表鄉(xiāng)土存在的，或者說代表著城市的對立面。這一點大概更值得人們注意。在北上廣這樣的城市之外，不僅僅是鄉(xiāng)，也是其他的城，是與此地不同的城，是并非占盡優(yōu)勢的城，是發(fā)展紅利耗盡的城，是資源枯竭的城，是人口流失的城。它們只是或近或遠的異地，多樣極了，豐富極了，遼闊極了，它們既不應被視作大城市的反面，更不應被框進一模一樣的城市化模板之中。
趙蘊嫻：佳靖提到從外地縣城到大城市打工的人，讓我有一個疑問，對于這些人而言，“城”到底在哪里？如果格子間外的繁華和市井都不能親身舒展地去享受，消費通過零碎時間的網絡購物來完成，那么城市是否已經退居為背景板？相對于農村，他們的故鄉(xiāng)也是城，或許同樣是更偏遠地區(qū)人眼里的香餑餑，但大城市的光環(huán)把這些小城遮蔽掉了。幾乎每個中國城市的郊區(qū)都有在建的工地，宣傳語上動輒對標紐約東京巴黎，要建成“國際大都市”。雖然不可能再建出一個上海，但城市建設的雄心還是今天削平了一座山，明天拔了一座樓，如果進城描述的是一種陌生的遭遇，那么這些人每次返鄉(xiāng)，其實都如同一場進城。
林子人：我覺得，“進城”不僅是當代中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更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國家發(fā)展的一種隱喻，即整個國家從農業(yè)社會轉變?yōu)楣I(yè)社會，人們從田野進入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所謂的城市生活，是與這種新的社會形態(tài)所匹配的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從熟人社會進入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原子社會，從精細化的社會分工和商品化中建立自己的生活。在另外一個層面，“進城”也指從邊緣到（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心的過程，這個過程名曰“現(xiàn)代化”。不同層級的城市之間總是充滿了競爭和比較，二三線城市力爭上游，一線城市將自己對標其他全球城市。
前段時間讀《中國后浪》，里面給出的一組數(shù)據挺驚人的：1990年-2015年，中國城鎮(zhèn)人口所占比例從26%上升至56%，約4.5億人進城。到2030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預計將達到70%，也就是還有2.5億人要成為城市居民。如此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也勢必會為很多新城市居民帶來很多新奇的，甚至有些困窘的生命經驗。我們正處于這一歷史進程中，所以感受應該會格外深刻。我們的父母輩是經歷城市化的第一代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或許會對馬大帥的經歷感同身受；我們這輩人很多已經在城市出生長大，但為了更好的發(fā)展機會前往大城市求學工作，所以我們時代的進城故事就變成了《我在他鄉(xiāng)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