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尹清露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201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于性侵丑聞被取消，這也是該獎項自1901年設立以來第一次因丑聞暫停頒獎。事情的起因是斯德哥爾摩日報《每日新聞報》的一則報道，報道刊登了18名女性的證詞，稱她們遭到了“文化大咖”讓-克洛德·阿爾諾的性侵犯或猥褻。他是瑞典文學院院士、著名詩人卡塔琳娜·弗羅斯滕松的丈夫，曾經(jīng)屢次借職權之便威脅或誘惑在文學藝術界初露頭角的女性。

在這18名女性之外，還有難以計數(shù)的其他受害者。事實上，阿爾諾在90年代就已經(jīng)是慣犯了，但要等到2017年的反性侵運動浪潮，他的罪行才得到了披露。他最終被判處強奸罪，刑期兩年半。塔琳娜·弗羅斯滕松則因為涉嫌泄露諾獎獲獎者信息，于2019年辭掉了文學院的職務。

作為揭露此事件的第一人，記者瑪?shù)贍栠_·福斯·古斯塔夫松撰寫了非虛構著作《諾貝爾文學獎消失之日》，披露了瑞典文學院的諸多問題，以及另外一些令人深感恐怖的真相：在任何一起大規(guī)模性侵事件的背后，都潛藏著復雜難解的人性深淵，以及不為人知的“黑箱”。

在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即將頒布之際，我們重新回顧這一事件并凝視諾獎的“黑箱”，也是為了提醒我們自己，有時，反而是令人感到崇高且毫無問題的地方，更加容易成為滋生罪惡的溫床。

文化界的精英主義是如何保護性侵犯者的？

一切都要從名為“論壇”的文化場所說起。那里是瑞典的著名文化場所，位于斯德哥爾摩的一個地下室，由讓-克洛德·阿爾諾和詩人卡塔琳娜·弗羅斯滕松這對夫婦經(jīng)營?！罢搲钡姆諊智靶l(wèi)，參與“論壇”活動的都是瑞典的文化名人，文藝界新人也往往迫切希望加入這里以獲得更多關注。弗羅斯滕松作為瑞典文學院院士，以及“論壇”的文學板塊負責人，自然影響著年輕的作家和詩人的未來發(fā)展，而她的丈夫阿爾諾在要求女性新人和自己發(fā)生性關系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不知道我跟誰結婚了嗎？”

除此之外，瑞典文學院與“論壇”還有許多微妙的關聯(lián)。比如，文學院士們通常都參加過“論壇”。也就是說，如果你夢想得到文學院的席位，那就最好在地下室被人看到。作者提到，在瑞典這個小國，某種文化視角或某個圈子可以占據(jù)絕對的話語權，“論壇”就代表了這一視角，而瑞典文學院的成員擁有某種不容置疑的權力地位。

只不過，以上似乎還不足以解釋如下問題：為何長久以來代表著高雅文學的瑞典文學院，竟然在漫長的歲月里都不曾意識到（或暗中包庇了）性侵的發(fā)生？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古斯塔夫松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瑞典文學院的發(fā)展，以及瑞典文化界的歷史。她發(fā)現(xiàn)，上世紀80年代瑞典文化人士經(jīng)歷了70年代的理想主義之后，厭倦了自然和淳樸，頭發(fā)上插花的嬉皮士被昂貴的鞋子、精英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取代。《衛(wèi)報》的一篇報道也指出，瑞典文學院代表了一種“T·S·艾略特式的文化”，有點男性化且毫無羞恥心。這在阿爾諾經(jīng)常光顧的餐廳就可見一斑——在這里，重要的?？投加袑俚木票票木幪栐叫?，聲譽越高，而阿爾諾用3號杯喝紅酒。

精英主義的另一表現(xiàn)是對藝術的絕對信仰，以及對道德的鄙夷。根據(jù)一名受到阿爾諾性騷擾的女性回憶，阿爾諾那群人“是世故的”，同時“在理論上被黑暗吸引”。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丑聞報道不僅不會削弱他，反而有助于塑造阿爾諾的神話；如果有人指責阿爾諾的性騷擾或出軌行為，他便會用“藝術自由”的理由把對方斥責為道德家和庸人。早在90年代，就有一篇名為《文化精英中的性恐怖》的新聞報道試圖揭露阿爾諾，卻產(chǎn)生了反效果——阿爾諾并未被逮捕，他意識到自己即使被曝光也能夠逍遙法外，反而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如果說藝術的“崇高”與“神秘”成為了暴力的保護色，那么，瑞典文學院無疑就是崇高的象征，它在成員和外界眼中近乎于一個宗教團體，無需受到外界審查，又掌握著國內知識分子們的命脈——每年，該機構都向瑞典作家頒發(fā)約1400萬克朗的獎金，這對于瑞典日漸狹義的文學界來說無異于救命稻草。這種極度的不透明最終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中體現(xiàn)出來：每年二月，學院成員會審查約200份提名作品，在五月份前列出入圍名單，然后在夏季仔細研究有希望獲獎的五位作家。文學院成員需要遵守終身保密協(xié)議，個人或團體無法申請諾獎，它只能被單方面授予，同樣，那些在漫長的職業(yè)生涯中從未獲諾獎的作家，也無從得知原因。

由此，作者古斯塔夫松指出，近兩年的反性侵運動率先發(fā)生在文化界不足為奇，這是因為，沒有比創(chuàng)造獨特藝術的才能更能保護施暴者的東西了。即使阿爾諾本人沒什么創(chuàng)作才能，被很多人視為“混子”，與具有真正才華的卡塔琳娜結婚也足以使其受到保護。

是性侵受害者，抑或“共謀”？

文化界的其他特征也保護了阿爾諾。古斯塔夫松提到，在別的地方，地位是可以衡量的，但是文化界的等級制度不夠正式，也不可言說。地位并不體現(xiàn)在名片上印刷著的頭銜，而是由人脈和口碑體現(xiàn)。“在這樣一個世界，能描繪出令人信服的游戲規(guī)則的人，就能大行其道。”阿爾諾就是這樣一個描繪游戲規(guī)則的人，他從未上過大學卻偽裝成學術精英，謊稱自己領導了“五月風暴”革命，卻從未在相關著作中被提及。然而，沒有任何人懷疑過他的出身，人們只想把他當做一個自由填充內容、滿足自我投射的殼子，阿爾諾由此成為了文化界虛榮表面的一個象征。

在受到性侵害的女性中，一名化名為米拉的藝術家認為，人們崇拜阿爾諾并不是因為他有深刻的想法，而是因為他“懂得如何具體地應對生活”，阿爾諾梳著時髦的黑色馬尾辮，熟知與人社交的法則，代表了一種令她向往的、殘酷的生存智慧。阿爾諾也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對女性下手的，他能輕易識別出初入文壇、既有野心又脆弱的女性，比如，米拉就被他看出想要出人頭地，她首先被阿爾諾吸引，自愿與之發(fā)展成為情人關系，卻發(fā)現(xiàn)對方的性行為極其粗暴，也意識到自己落入了他的控制。然而諷刺的是，真正缺乏才能的是阿爾諾——一名受害女性指出，阿爾諾希望加入知識分子對話，卻跟不上深入的文學討論，和有創(chuàng)造力的女人上床成為了他接近藝術的方式。

這些女性出于強烈的自尊心，或者對整個情況的認知，往往更難將自己認同為“性侵/強奸的受害者”，有時還會將自己視為共謀。她們最經(jīng)常提到的表述就是：“我自己也并不無辜。”化名為約翰娜的女性在證詞中堅持認為，阿爾諾并沒有傷害到自己，她將粗暴的性行為視為自己進入文學圈的“入會儀式”，一個有趣、令人興奮的寫作素材，可以帶回家進行再編織。

古斯塔夫松由此探討了“如何談論自己遭受的性侵”這一問題。她發(fā)現(xiàn)，在古代戲劇和《舊約》中，男人的戰(zhàn)斗場面都得到了準確的描繪，與之相比，性暴力只是在字里行間一閃而過。對于如此普遍且重要的經(jīng)歷，女性卻只擁有“強奸”這種有限的敘述方式，她們不愿意使用這個詞，也無法對“強奸”產(chǎn)生身份認同。古斯塔夫松認為，這限制了人們對廣義的性騷擾或性虐待進行有效的討論，導致女性對那些沒有造成創(chuàng)傷的犯罪行為保持沉默。然而，“這些事件本應該是有意義的經(jīng)驗，讓你對自己有所了解，讓你朝著新的方向前進?！?/p>

這也是為什么古斯塔夫松在書中完整呈現(xiàn)了受害女性的口述證詞，也親身探訪了阿爾諾在法國的出生地、梳理了他的生平以及他與身邊人的關系，以保留事件的復雜性。2017年，當她和《每日新聞報》的編輯討論應如何呈現(xiàn)報道文章時，她敏銳地意識到，這篇報道必須更具體，封面絕對不能是“一張馬賽克人臉或通往未知地下室的樓梯”這樣的陳詞濫調。因為，如果文章不夠有說服力，它也將淪為讓-克洛德·阿爾諾神話的一部分。事實上，這樣的事情仍在不斷發(fā)生。比如在2020年韓國N號房事件核心人物“博士”被逮捕時，他自稱“惡魔”，這讓媒體與警方感到不適，仿佛他變成了一個傳奇人物，因此大大消解了事件的嚴肅程度。

令人欣慰的是，古斯塔夫松實現(xiàn)了目標——與阿爾諾、地下室“論壇”、瑞典文學院以及圍繞其中的謎團相比，她的報道擁有了與之抗衡的強度，并未落入平庸，也引發(fā)了后續(xù)的連鎖反應：瑞典文學院不再被某種崇高的魔力所包裹，開始通過改革措施提高透明度；當年幾位院士憤怒辭職后，文學院也遴選出了新成員。

可是，諾獎丑聞以及至今層出不窮、不斷升級的大規(guī)模性侵事件也讓我們意識到，為了對抗性侵施暴者，我們擁有的語言、意識與武器雖然有所進步，卻還遠遠不夠。對抗性暴力并不容易，仍然是任重而道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