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 | 武冰聰
“為什么我們的教育體系越來越唯分數(shù)論？這種單一的、消磨個人特質(zhì)的偏狹標準，國人該如何應(yīng)對？”七月北京，在萬圣書園的一場閱讀會上，一位聽眾向嘉賓提出了一個很多人關(guān)心的問題。這位戴眼鏡的短發(fā)中年女士其實是自問自答，她的選擇是用腳投票。她本人曾是北京某頂尖中學重點班的教師，前些年毅然辭職，并把就讀于該校的女兒轉(zhuǎn)走，入讀某國際學校。今年，她的女兒申請到了牛津大學的Offer。
這場閱讀會的嘉賓是新書《學神》的作者姜以琳，她現(xiàn)在是上海紐約大學助理教授。過去七年，姜以琳以北京的5所重點高中為樣本，并在其中兩所重點高中進行了深入調(diào)查，和許多學生相伴生活。她發(fā)現(xiàn)，許多家長和學生都選擇了出國接受高等教育。在28個研究對象中，僅有3人沒有出國求學和工作的經(jīng)驗。
姜以琳在《學神》中呈現(xiàn)出中國精英學子的再造過程：在頂尖高中，校長、老師每日與學生的微觀互動，都助力精英意識的養(yǎng)成。家庭提供的有形和無形資源，也成為保護孩子免于失敗的后盾，這種保護持續(xù)到孩子們畢業(yè)后進入工作時。
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各個階層都有教育焦慮，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有出國讀書的資本。在與正午的訪談中，我們追問，教育體系能否不只是階層復(fù)制，而能更多地促進階層流動和社會公平？姜以琳則表示，社會學者著重觀察現(xiàn)象并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問題，并不主導給出解決方案。她認為，在目前狀況下，教育促進公平的力量，沒有人們期望的那么大，本應(yīng)有更高比例的人群通過教育實現(xiàn)階層流動。
姜以琳來自中國臺灣，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父母都是學者。通過父輩的關(guān)系，她設(shè)法進入北京兩所重點高中進行調(diào)研，她將這兩所學?；麨槭锥贾袑W和頂峰中學。姜以琳的幾位擔保人中，一位是校長的朋友，另一位是數(shù)學老師的研究生導師。姜以琳的常春藤盟校博士生的背景，也幫她贏得了老師和家長的信任。
這項研究從2012年正式開始，姜以琳可以進入兩所學校的教室，自由地與任何學生交談。她邀請了28名學生進行深入訪談，并在他們高中畢業(yè)后進行了后續(xù)訪談。姜以琳還與13位老師和19位家長先后進行65次訪談。為了解家庭情況，她多次探訪三位男生的家里, 還在一名女生的家中住了4天。
《學神》最有意思的發(fā)現(xiàn)是——來自北京精英家庭的小孩，會依照成績高低和學習輕松程度，將同學分為四個等級：學神、學霸、學渣和學弱。金字塔頂端是“學神”，即不太用功但考試成績卻很高的學生；最底層是“學弱”，即非常用功但成績不好的學生。
這種分層會延續(xù)到大學和職場中嗎？即便現(xiàn)實比較冷酷，但姜以琳仍然對世俗成功論持懷疑態(tài)度。她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不是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賺錢。不過，“當職業(yè)跟教育綁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很難看到出路?！?/p>
學神的去向
在《學神》的附錄中，姜以琳統(tǒng)計了截止2019年，28位受訪者大多就讀于清華北大、美國藤校等頂尖大學，畢業(yè)之后追求更高的學位，或是進入金融等高薪行業(yè)，并以工作成績替代考試分數(shù)，持續(xù)追求精英地位。
正午：從開始研究到形成本書。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加上疫情這幾年的沖擊，中國精英家庭的育兒方式和人生選擇是否發(fā)生了改變？
姜以琳：我不是很確定，現(xiàn)在的精英小孩有什么樣的選擇和改變，但我想，疫情應(yīng)該是蠻重要的因素。從我研究中的同一群人來看，經(jīng)過疫情之后，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西方世界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有些人會回來，回到東亞工作和生活。所以，精英的個人選擇也會受外部環(huán)境的影響而改變。
正午：28位受訪者無一例外地走上正途，即便各個同學就讀的學校和薪酬方面存在差異，但仍然符合世俗期待的成果。在您的觀察中，是否有叛逃的精英？比如主動選擇看起來更差的學校或者薪酬更低的工作，只為了自己的喜好，從而跳出了精英群體。
姜以琳：簡單說來，他們大部分都過得還不錯。但引用受訪者柳向祖說的一句話，他覺得自己生活現(xiàn)在有點狼狽，不像是以前高中那么游刃有余。他可能每天在工作、家庭之間，需要料理很多事，壓力蠻大，覺得自己被生活追趕著跑。
我覺得，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不同的經(jīng)歷，可能以前游刃有余，那么現(xiàn)在的反差或落差，就會比較明顯。就像我在書中提到的，哪怕是精英也會有壓力，隨時可能從原有的位置跌落下來，所以，他們和家人才會制作備案選項。
叛逃的精英也有，比如去做自媒體的，或是去做環(huán)境保護的，這些都算是相對非精英的工作。不過28人中也大概只有兩三人這樣選擇，而且他們的生活品質(zhì)并未因為職業(yè)選擇而出現(xiàn)明顯改變。通過父母的關(guān)系或是結(jié)婚，他們?nèi)匀涣粼诰⒌娜后w中。
正午：隨著同學們進入大學和職場，學神之類的等級觀念是否會延續(xù)下來？
姜以琳：精英小孩可能會重新建構(gòu)評價體系。進入大學之后，如果他成績不好，那他就換規(guī)則。有些精英學生，在北大清華學習成績不是很好，頂多只是班上的前30%，已經(jīng)不再是前2%了。他們就會修改規(guī)則，覺得大學的目的不是讀書，而是要尋找自我，懂得過生活是最重要的，成績反而是次要的。
他們曾短暫地顛覆地位體系規(guī)則，進入社會之后，又因為自己達到的成就還不錯，就會再次回歸原有的評價規(guī)則。
正午：學神、學弱的分類，隱含著一種高低貴賤，也是年輕人進入社會的階層焦慮的一種預(yù)習。在金融、科技等行業(yè)的職場，似乎也充滿了類似的偏見和歧視。作為研究者，你如何評價這種等級劃分？
姜以琳：學生沒有政治能力，甚至沒什么賺錢的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成績進行等級劃分。但是，我們?yōu)槭裁匆欢ㄒ獏^(qū)分哪個學校更好、哪個工作更好？這本身都是加劇不公平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工作，而不是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賺錢。我們會希望，每一個工作都給大家好的生活。但是，當職業(yè)跟教育整個綁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很難看到出路。
當然，所有的社會都存在資源分配不均。有人認為，需要資源集中培養(yǎng)人才，從而在奧運、航天等領(lǐng)域使國家大放異彩，也有人認為社會的勻速發(fā)展更重要。這也是一個大家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萬般皆下品，惟有成績最重要
因為深入課堂調(diào)研，姜以琳仿佛帶著紀錄片的攝像機，記錄下北京頂尖中學許多鮮活的教學場景。在這些學校，學生們“膜學神”，以表達對績優(yōu)學生的敬仰。而擁有學神地位的學生，甚至會公開質(zhì)疑老師講的內(nèi)容，“把老師掛在黑板上”。
早上9點，首都中學的地理課上，毛老師給32名學生講解廈深鐵路是如何修建的。毛老師解釋說，這條鐵路原本的規(guī)劃是沿海岸線鋪設(shè)的，但出于軍事考慮，不得不向內(nèi)陸遷移。“可是只移動了一千米！這個解釋太牽強了！”這時，坐在前排的一名同學突然大聲打斷。另一名女生也附和。同學們紛紛反駁毛老師的說法，教室里一陣騷動。毛老師試圖給出更詳盡的解釋，但還沒等她開口，坐在教室后排的大鵬抬起頭望向她，堅定地沉聲道：“這方面我能說幾句。”毛老師瞬間愣住了，困惑不解。大鵬以老師指責學生回答錯誤的方式，迅速擦掉了毛老師的板書。而后，他畫了一張海岸線圖，開始為現(xiàn)場同學講課……
正午：有讀者說，書中的這些精英學生有些可怕，享受到好的資源，甚至是特權(quán)，而且情緒不穩(wěn)，意見太多。等他們長大走向重要崗位，也將對社會帶來影響。你怎么看？
姜以琳：根據(jù)我在書里寫到的內(nèi)容，有些人會覺得，這些孩子是一群小皇帝，不太喜歡他們。不過，書中呈現(xiàn)的特質(zhì)并不是他自己發(fā)展出來的，而是身邊的人和事物，甚至是整個社會都共同促使他這樣做的。
你可以說他們目中無人，也可以說他們不顧一切地追求自己的目標。從國與國的競爭或者整個社會的進步來看，總要有人去奮不顧身的追求目標。這是事情的一體兩面，就如同當我們看到一杯水，描述它是半空，還是半滿，取決于你采取哪種視角。
正午：你調(diào)研的那些同學讀過《學神》嗎，他們的評價怎樣？據(jù)我了解，有名2013年畢業(yè)于頂峰中學的學生，曾發(fā)文對你的研究有所批評。他說，當時學校并不是唯成績論，老教師仍想守住素質(zhì)教育的立場，學生們在面對高考壓力的同時，彼此之間仍然保有一種共識：“卷”分數(shù)是迫不得已的、錯誤的。
姜以琳：中文版出來之前，我都還盡量跟他們保持聯(lián)系。因為我打賭他們沒有看到這本書，也沒有去看書里的內(nèi)容?，F(xiàn)在中文版出來了，我就不是很敢主動與他們聯(lián)系，因為生怕他們覺得我把他們描述的很糟糕。但是我還是會在網(wǎng)絡(luò)上追蹤他們的動態(tài)，并且和在上海生活的同學一起吃飯。
不過，因為時間比較久遠，有些同學記不清自己的高考分數(shù)，認不出自己究竟是書里的哪個人。而且，等他們接受到高等教育，大概會知道社會科學的研究的樣子，所以，如果從學術(shù)角度來看這本書，他們應(yīng)該不會很生氣。
我還是希望和大家維持很好的關(guān)系，因為我不是針對個人，而是用部分個人去呈現(xiàn)整體情況。哪怕當時不寫書中的這些學生，換成其他學生，所呈現(xiàn)的也會是當時類似的現(xiàn)象。
正午：用通俗的話說，學神、學霸、學渣、學弱四個等級之間存在一定的鄙視鏈。比如書中提到，成績差的怪人往往被排擠。除了學習成績，還有什么因素影響了鄙視鏈的形成？
姜以琳：其實，影響鄙視鏈形成的主要就是學習成績。不過，這本書的理論架構(gòu)也只適用于北京的這幾所重點高中，有些同學在這里成績差，并不代表在全體考生中成績差。
我探討的是單一定位體系的案例，其實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成績最重要。在這樣一個小社會中，大家都是怎么維系這種地位的形成?同學之間對于學習成績的單一關(guān)注，形成方式受到了多種因素影響，包括家庭、學校以及整個社會的氛圍，媒體所發(fā)布的高等學院校排名，高考狀元的報道，都在影響著學生。
正午：保羅·福塞爾的《格調(diào)》一書主要探討階層趣味。他認為，評判階層的標準，絕非只有財富一項，風范、品味和認知水平同樣重要。中國社會的評價標準似乎過于單一，你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姜以琳：我覺得，大家會將重點放在大學錄取考察的標準?，F(xiàn)在大學錄取只看分數(shù)，如果大學升學要看品味、風范和認知水平，那么大家都會去追求風范、品味跟認知水平。只是，誰可以培養(yǎng)出具備高級品味、風范和認知水平的小孩，是這個社會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大部分人無法通過努力改變命運
姜以琳還在書中記錄下精英家庭的家長是如何影響學生成長的：
女孩Claire的媽媽擁有博士學位和很好的人脈。Claire的媽媽告訴姜以琳，自己對Claire的高中升學沒有任何幫助，其實，事實完全不同。她在女兒緊張焦慮的時候坐在她旁邊談心，在女兒需要技術(shù)支援時動用人脈。姜以琳寫到：“有一次在訪問她媽媽的途中，我聽到她接了Claire的電話，要她幫忙做個海報，她就趕緊交代博士生，最后大家很快一起印出來一個人形大小的海報。但之后我再問他們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記得?！睂W神往往將成就歸因于自己的天賦和努力，而相對忽略老師家長的助力。
正午：同學家境的差異會影響他們與老師的互動模式嗎？
姜以琳：會的。但這不只是受到家庭的經(jīng)濟條件的影響。大部分家庭經(jīng)濟條件很好的學生，其父母也都是大學畢業(yè)，甚至擁有碩博士學位。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會造成非常大的差異。
他們的爸爸媽媽，就不怕跟大學老師聯(lián)系，小孩有問題的時候他們會出手。而且，家庭狀況好的小孩比較敢于跟老師互動，對老師不會有那么強烈的尊敬感。從我的觀察和訪談來看，家境好的小朋友，會覺得自己得到好的分數(shù)，或是好的工作機會、研究成果等，都是因為他們自己努力的成果，會相對忽略老師和家長的幫助與作用。
正午：在這些學校，你也看到一些現(xiàn)象，比如學弱得不到顧問即時的幫助，面對家長的身材嘲笑不予還擊。他們最后選擇排名靠后的大學，這些合力最終形成了持續(xù)的不平等。是不是有許多人會“輸在起跑線上”？
姜以琳：有些教育社會學家會告訴大家，有些人已經(jīng)輸在起跑線上，所以我們不要再玩這套精英游戲。有些美國學者提出，不要給學生布置任何的作業(yè)，因為作業(yè)主要是考察爸媽的能力。
其實，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社會經(jīng)濟條件的巨變，過去幾十年，大家可以不斷往上流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中產(chǎn)階級出現(xiàn)。但現(xiàn)在，中產(chǎn)階級不可能繼續(xù)大幅增長，且精英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大幅成長的群體。
主流的聲音讓我們相信，努力可以改變命運，而教育社會學會告訴你，少數(shù)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大多數(shù)人是沒有辦法改變命運的。
正午：不過，也有人認為，跟柏拉圖說的一樣，應(yīng)該讓哲學王治國，從而避免庶民的暴政。是不是總會有聰明人站在金字塔尖上？
姜以琳：我反對這樣的說法。聰明怎么定義，聰明要怎么測量？智商測驗嗎？它也是在測量小孩的家人有沒有更早開始教他更多的成語或思辨的能力。我們認為，智商測驗其實反映了家庭的經(jīng)濟能力。一個比較極端的說法是，是否聰明純粹就是依照他的成長過程：誰出生在莫扎特的位置上，誰就是莫扎特。環(huán)境對于人的塑造遠遠大于其他東西。
正午：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時代的升學與就業(yè)焦慮？
姜以琳：大概十幾年前，我聽了一場一個紐約大學的女教授Guillermina Jasso的演講。她的研究問題是，若將我們每一個人所得到的工資，改成自認為應(yīng)得的工資，這樣的社會是否變得更平等？這是個理想化且不可能實現(xiàn)的前提，但她的發(fā)現(xiàn)是，如果我們真的這樣子去做，社會反而更公平，現(xiàn)在的不平等會縮小。
我理想中的教育，是職業(yè)沒有貴賤，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同時，不同的職業(yè)在薪酬上，不要存在大到難以接受的差異。這也許需要政府推動改變, 也需要人們意識到問題的存在。
——完——
作者武冰聰，界面新聞記者。
題圖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