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鏡象娛樂 顧貞觀
近日，電影《逆行人生》豆瓣開分，6.9分可以進入值得一看行列，但網(wǎng)上復雜的輿論形勢卻為影片蒙上了一層陰云。
兩極分化的口碑中，不乏認可電影現(xiàn)實主義表達的觀眾，但“看演員演普通人”、“回避行業(yè)矛盾”等評論也相繼出現(xiàn)。這對《逆行人生》票房的影響也很直觀，映前業(yè)內普遍看好影片票房破10億，但如今貓眼最終票房預測已經下跌到5億。
雖說一千個觀眾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對電影藝術來說，它本身背負不起過多超越內容本身的東西。關照現(xiàn)實是現(xiàn)實題材的使命，至于能否改變現(xiàn)實，只能說盡力而為。
普世價值觀≠雞湯
從正式上映前的預告片來看，《逆行人生》的勵志味與雞湯味相當濃厚，因此觀影前我們甚至適度降低了期待，然后便收獲了一次超越預期的觀影體驗。
作為一部職業(yè)片，《逆行人生》雖然對現(xiàn)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藝術加工，但沒有過度美化外賣行業(yè)也沒有過度消費外賣行業(yè)，它相對清晰地向觀眾展示了外賣行業(yè)的方方面面，比如整個行業(yè)的生態(tài)運作系統(tǒng)，比如被“外賣員”這一標簽模糊化的鮮活個體。
在《逆行人生》描摹的蕓蕓眾生相中，為了迎娶盧美麗而努力奮斗的年輕外賣員楊大山、為了治療孩子的白血病“連車禍都可以視作財運”的老摳、替因接下轉單而遭遇截肢的大學生還債的大黑，都是血肉飽滿的。
于他們而言，外賣這份職業(yè)指向的既是生存，也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主角高志壘同樣如此。
仍是城市精英時，高志壘對外賣員的態(tài)度是不友好的，而當自己成為外賣員時，他卻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我們常說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在世俗眼中職業(yè)的高低貴賤又的的確確存在。
因此，前期高志壘始終是羞恥的，他的羞恥源于自身的急速下墜，源于“從城市精英到外賣員”是世人眼中的窘境。后期高志壘走出世俗構筑的圍城，始于對外賣這份工作價值的認同，始于對“自身已經足夠努力”的認可。
但《逆行人生》傳遞的并非是“努力內卷就能成功”的雞湯，拿下“單王”的高志壘還是賣掉了月供過萬的房子，因為他和觀眾都清楚，他能成為“單王”建立在實力強勁的同事退出或遇到意外的基礎上。
贏一次是幸運，無法次次贏是現(xiàn)實。最終，高志壘還是要回答“如何可持續(xù)性生存”“如何有尊嚴的生活”這些無法回避的問題。
作為一部講述中年危機的影片，《逆行人生》聚焦的不僅是主角高志壘如何走出人生至暗時刻，也是他背后的整個家庭如何穿過逆境。
面對高志壘的中年失業(yè)，妻子肖妮是憤怒的，但她憤怒的點在于被剝奪了知情權。在肖妮看來，她完全有能力與高志壘共同分擔壓力，之后她也用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決心。
此前畢志飛翻拍《小城之春》后，曾被制片人陳祉希如此評價：“在那個年代，我們每個人都在犧牲，都在為對方考慮，不要讓對方背負情感包袱。因為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能夠輕松地邁步前行。但當下叫什么？你為什么要欺騙我？我們是真心相愛的，你有任何事情，作為女性來講，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擔、分擔?！?/p>
這也是《逆行人生》在夫妻關系上的核心表達?？梢哉f，在當代夫妻關系的呈現(xiàn)上，《逆行人生》是近一兩年為數(shù)不多契合當代人價值觀的大銀幕作品之一。
對于父子關系的呈現(xiàn)，《逆行人生》同樣可圈可點?！靶量嘁惠呑又粸樽訉O能夠成為人中龍鳳”是一代人的教育目標，高志壘的父親同樣如此，起初，他難以承受并接受高志壘的失業(yè)，也不想成為高志壘的拖累，但當看到兒子在逆境中撐起大家庭的堅韌一面后，他最終與兒子與自己和解。
聚焦中產≠精英凝視
同樣，對《逆行人生》給出“精英凝視”這一評價，也并不客觀。
《逆行人生》的劇本結構和戲劇沖突設置是相對經典的，即打著城市精英與中產標簽的高志壘，與老摳及大黑等底層普通人是如何一步步從爭鋒相對，走向相互理解與相互扶持的。首先，這已經決定了影片是在消解自上而下的凝視而非強化凝視，其次，以中產為主角本身并無不妥。
對于即將邁入人生下一階段的人來說，觀看完《逆行人生》或多或少都會對“是否卷學區(qū)房”“是否卷教育投入”等問題產生新的思考。
影片中，高志壘的急速墜落與“脫不下的孔乙己的長衫”無不在論證中產身上的脆弱性，他看似光鮮亮麗又體面，卻經不住大風大浪的顛簸，一次失業(yè)加一場大病便能讓他的小家?guī)捉＾D。因此，失業(yè)所帶來的中年危機也成為了他被動思考人生的新契機。
在當下，借助電影探討中產的生存困境無疑是值得認可的嘗試。所謂中產破產三件套，即高昂房貸、全職太太、孩子上國際學校，這些高志壘全都未躲過，他極具典型性又極具尋常性。
如果高志壘拼盡一切都要保住中產的身份象征，那《逆行人生》所講述的故事便成了空中樓閣，但他最終賣掉了月供高昂的房子，這也讓影片落到了實地。觀眾可以將其解讀為“面向現(xiàn)實的妥協(xié)”，也可以將其視作“主動選擇了另一種生活”，無論如何，高志壘都找到了新的出口。
可以說，在對中產的解構上，《逆行人生》是一部邏輯自洽的影片，但以“中產的跌落”為敘事重心之一，也確實影響了泛觀影群體對影片的代入感與共情度。
此外，影片結尾，高志壘開發(fā)的路路通被外賣公司的高層賞識，這為故事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結局，作為 IT精英，高志壘的人生或將迎來新機遇。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高志壘的技術成果不會使包括他在內的任何外賣員受益。
開放式結局注定會留下多種解讀空間，在一部分人看來，這一結局暗示著高志壘人生之路的柳暗花明，它讓《逆行人生》成為了一出徹頭徹尾的“變形記”。從商業(yè)層面和情緒價值層面雙向考量，這個開放式結局確實在市場埋下了雷。
在《我不是藥神》中，主角程勇也并非絕對意義上的小人物，但中后期他始終與小人物站在一起，以“舍小我成大義”贏得了泛觀影群體的價值認同。相比之下，《逆行人生》的開放式結局，在高志壘與部分觀眾間構成了一道微妙的隔閡之墻。
近一兩年，電影市場已經進入高情緒價值時代，能否成為爆款，與影片類型的票房體量正相關系數(shù)正在走低，取而代之的決定因素，是影片對泛觀影群體情緒價值的滿足程度。
這也是去年暑期檔成功的核心原因，《消失的她》背后的女性議題、《長安三萬里》背后的“文化自信”、《孤注一擲》背后的“全民反詐”皆是如此，但今年暑期檔的大多數(shù)電影，在這一方面做得并不算成功，《逆行人生》自然也包含在內。
業(yè)內對此也有清晰感知，制片人譚飛近日發(fā)微博表示：“電影院是情緒場域而非美學場域，暑期檔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但我們還是要堅定地為那些好電影喝彩，市場結果是一回事，藝術質量是另一回事。一個行業(yè)沒有勇氣創(chuàng)新，不冒風險，那就更沒有未來，為好片喝彩比為好票房喝彩更體面?！?/p>
如今來看，《逆行人生》很難成為大爆款，但就如譚飛所言，市場結果是另一回事。整體而言，《逆行人生》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好片，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著現(xiàn)實。
點到為止≠回避矛盾
在《逆行人生》的相關爭議中，“回避行業(yè)矛盾”等也被反復提及。在部分觀眾看來，影片的批判性思維整體較為薄弱，沒能做到相對深入地呈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及外賣行業(yè)的核心矛盾與深層困境，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縱觀全片，不難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算法對個體主體性的剝削，是貫穿影片始終的表達。作為大廠的IT精英，高志壘被自己編寫的算法優(yōu)化，本身就極度諷刺。
在前幾年的一篇報道中，曾就職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大廠員工對外表露心跡：“我們所有人都有強烈的危機感，我們不可能永遠這樣寫代碼。會有更年輕的人能夠更快地學習新技術，更愿意加班?！?/p>
對于大廠這臺龐大的機器而言，大多數(shù)人只是組成機器的螺絲釘，這是從事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的人們普遍面臨的深層困境，也是高志壘的真實寫照。同屬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的外賣行業(yè)同樣如此，《逆行人生》中，外賣員被困于算法之中，價值也被算法所判定。
高志壘順應算法機制成功成為“單王”，效率的提升理論上會帶來正向反饋，但影片借外賣站點的員工之口道出了事件背后的復雜性：配送等級階梯制下，個體的極致效率反而會成為算法判定“行業(yè)普遍效率”的證明，這對大多數(shù)外賣從業(yè)者來說稱不上好消息，因為它意味著越卷籠罩在頭頂?shù)膲毫Ρ阍酱蟆?/p>
除了算法，影片中頻頻出現(xiàn)的平臺提示“您的訂單已超時”，以及高志壘即便暈倒在路邊仍要一遍遍進行笑臉驗證，否則將被扣款等情節(jié)，都在呈現(xiàn)外賣行業(yè)的矛盾所在。
拋開外賣員與平臺間的矛盾，《逆行人生》也相對全方位的呈現(xiàn)了外賣員與消費者以及一些社會主體間的矛盾，比如部分消費者的刁難，一些商場不允許外賣員從正門進入等。而這些客觀矛盾的呈現(xiàn)，或多或少會讓外界對外賣員這一職業(yè)多一份尊重與理解。
在豆瓣評論區(qū)，一位從事外賣工作的用戶表示：“說拍底層就是消費苦難，我想說如果不拍，誰知道送個外賣這么多規(guī)矩，這么多意外。送外賣不比敲鍵盤容易，跟時間賽跑，跟人打交道，跟車子打交道，每一個方面都不容出錯，不然一環(huán)節(jié)出錯就會像電影剛開始的電動車一樣全部崩塌?！?/p>
電影市場進入高情緒價值時代后，大眾或許比以往更需要現(xiàn)實主義題材電影“明確表態(tài)”或“明確呈現(xiàn)鮮明的對抗性”，這在情理上并非不能理解，但在批判現(xiàn)實與改變現(xiàn)實這兩件事上，電影能做的只有盡力而為，這也是《逆行人生》的態(tài)度。
去年《年會不能停》能成為市場最大的黑馬之一，與影片呈現(xiàn)了一場理想主義的屬于打工人的直接反抗關系密切，而《逆行人生》的批判性更多隱藏在了細節(jié)與暗線之中。
《逆行人生》對現(xiàn)實的批判或許停留在了點到為止層面，但批判并未缺位。點到為止，留出思考空間，至于觀眾能思考到哪一步，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對現(xiàn)實主義題材電影投入過高的附加期望，甚至這些期望某種程度上超出了電影所能承載的外延，對作品本身而言是不公平的，由此引發(fā)的輿論爭議也會影響外界對影片的客觀評判，比如《逆行人生》的相關爭議中就出現(xiàn)了“徐崢不該飾演底層小人物”等發(fā)言。
過去幾年，外界反復呼吁影視行業(yè)需要更多聚焦底層小人物、弱勢群體、普通職業(yè)的好作品，但當這樣的作品出現(xiàn)時，輿論也應該拋開情緒導向，相應給予包容。一部現(xiàn)實主義題材影片沒有成為爆款不要緊，但若現(xiàn)實主義逐漸成為一個費力又不討好的題材，對電影市場和觀眾來說都并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