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讓-雅克·盧梭喜愛植物，但這種情感斷斷續(xù)續(xù)，看上去只是一種無聊時的消遣。然而，如果仔細品味盧梭傳記作品與通信中有關植物學的文字，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不同的盧梭和他獨特的植物學：盧梭所喜愛的并非那惱人的分類與命名體系，而是一種感受性的、主體性的、想象性的植物學，它縈繞于盧梭與他人的交往和情感之中，貫穿其一生，幫助他沉思與體驗自然之趣、滋養(yǎng)和凈化靈魂；在與自然交融的快樂時刻，盧梭便是最愛人的人。

《盧梭：“我要變成植物”》

文 | 龐亮（《讀書》2024年1月新刊）

一七六五年八月一日，正在莫提耶避難的盧梭給弗朗索瓦-亨利·迪維爾諾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我的腦中只有些草堆，某天清晨，我要變成植物?！边@個想法十分古怪離奇，似乎與盧梭歷來對人的看重并不一致?；蛟S，這是因為他已癡迷和沉醉在植物學研究之中。盧梭在《懺悔錄》中告訴我們，當愛上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便會忘掉其他一切，沒有什么能夠分散他的心。

的確，神與自然創(chuàng)造了植物，它們若未墮入人的手中，那便是好的。植物生長于自然環(huán)境中，總要必然地與水、陽光、土壤等自然條件發(fā)生根本關聯(lián)。植物的這種自然性為人親近自然、了解其奧秘提供了最直接的路徑。但是，與其他研究植物的知識（如藥學）相比，植物學為何獨得盧梭的青睞？

縱觀盧梭的一生，他對植物學的興趣起起伏伏。盧梭在信中不時向朋友抱怨研究植物時遇到的種種困難，他甚至產生過放棄植物學的念頭。事實上，盧梭確曾出售自己的植物學藏書與標本集，也曾停止采集標本的活動，但他很快就重新拾起了對植物學的熱愛——在長逝于埃默農維爾時，他剛剛采集植物歸來。令人好奇的是，盧梭為何不斷放棄又不斷重拾對植物學的興趣？這是否意味著盧梭植物學之趣的消失與復生？盧梭的植物學是否等同于標本的采集與制作、專業(yè)書籍的評注與寫作？盧梭所熱愛的植物學究竟是什么？

為了解決這些疑惑，我們將翻閱盧梭的生命史，考察他在生活中與植物發(fā)生的關聯(lián)；同時，我們也將分析盧梭有關植物學的理論敘述，以期更為完整地理解這門學問在盧梭人生與思想中的位置。

人們一般將盧梭對植物學產生興趣的時刻標記為一七六二年，正是盧梭因出版《社會契約論》與《愛彌爾》而遭受巴黎與日內瓦當局迫害之時。盧梭避難于紐沙戴爾的莫提耶，在這里，他開始了解林奈的著作，閱讀有別于林奈分類體系的伯爾尼植物學家們的作品，并進行植物采集與標本制作。不過，我們會發(fā)現(xiàn)，盧梭與植物學的最初邂逅遠在一七六二年之前。在《懺悔錄》中，盧梭回憶起自己如何與成為偉大植物學家的機會擦肩而過的往事，也記敘了早年與植物有關的經歷對其后來生命的影響。

在盧梭看來，植物學是最適于其自然品位的研究；但他對植物的自然之趣在少年時被抑制，未能得以萌發(fā)。盧梭幼時常在鄉(xiāng)下采摘植物，但他輕視與厭惡這一活動，因為彼時的盧梭將其與藥劑和醫(yī)學混為一談。盧梭心愛的華倫夫人雖然十分喜愛植物，但她愛的只是可用來入藥的那些。對華倫夫人的熾愛并未讓盧梭減少對藥劑的厭惡：阿勒是華倫夫人與盧梭共同的愛人，一次，他與華倫夫人發(fā)生了爭吵，一氣之下服用了鴉片酊，好在盧梭與華倫夫人及時將他搶救過來——植物的毒性險些殺死盧梭的密友，也令盧梭與他心愛的“媽媽”驚慌忙亂。而阿勒最終仍因草藥而死：他在一次采摘罕見的苦蒿時感染了胸膜炎，用于治療此病的苦蒿卻未能挽救阿勒的性命，盧梭尚未萌發(fā)的植物學之趣也隨著所愛之人的逝去而中止。晚年的盧梭對有毒的藥劑更加拒斥，他在《盧梭評判讓-雅克》中告訴世人：他所從事的植物學活動本是親近自然的消遣娛樂，卻被敵人污蔑為煉制毒藥、毒害他人的行為。藥劑似乎可以治病救人，但在盧梭眼中，毋寧說它是毒物，既害人性命，也扼殺靈魂。

對藥劑與植物毒性的厭惡貫穿了盧梭的全部人生。在他看來，人在本質上是一種感受性的存在。盧梭熱愛植物，他首先被植物的顏色、氣味、形狀等吸引。從盧梭的記述中不難看出，令他愉悅、快樂、陶醉的植物往往有著美麗的顏色與芬芳的氣味。甚至，顏色與氣味也成為他描述、定義與分類植物的標準。最單純的感覺使盧梭厭棄藥學，他討厭草藥散發(fā)的難聞氣味，而自然的美麗花草被碾得粉碎、化為湯藥，這更為盧梭所不喜。若植物學本質上便是藥學與醫(yī)學，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盧梭未能對之產生興趣。

盡管華倫夫人對植物的喜愛未能激發(fā)少年盧梭的植物學之趣，但二人在夏梅特的一次經歷卻為盧梭打上了這一興趣的烙印。在與盧梭爬山途中，華倫夫人偶然發(fā)現(xiàn)了仍在綻放的藍色長春花，盧梭當時并未在意，只是匆匆一瞥。之后的三十年間，盧梭再未見過也未曾留意這種植物。直至某次他與迪佩魯到山中采集標本，盧梭再次遇見了它，并滿心歡喜卻無意識地叫喊出華倫夫人發(fā)現(xiàn)長春花時所說的話。從詞源上看，長春花意味著對嚴寒與艱苦環(huán)境的抵抗，也意味著某種情感的依戀，這一意象性植物幫助盧梭再現(xiàn)了少年時與華倫夫人共處的甜美場景，在這種意義上，盧梭喊叫與情感的對象似乎是回憶中心愛的“媽媽”，當年她發(fā)現(xiàn)了長春花卻未得盧梭的留神與回應；這一對象甚至可能是陷于回憶中的盧梭自己，如若盧梭與“媽媽”的角色疊合并體會了她當時的情感。

盡管盧梭在少年時因多重原因未能對植物學產生興趣，一七六二年，他才開始嚴肅系統(tǒng)地學習植物學的分類與命名方法，但是，年少時與植物相關的種種體驗均在盧梭的生活、思想與記憶中扎下根須，其中更夾雜了盧梭與愛戀之人的情感關聯(lián)。這樣看來，盧梭對植物學的興趣深受早年經歷的影響，盡管這些影響亦可能是負向的、潛在的。甚至，在廣義上，盧梭的植物學之趣就始于這些早年經歷。難道，對盧梭而言，植物學就只意味著科學地研究植物的分類與命名嗎？

自一七六二年起，盧梭多次或獨自或與好友一起到野外采集植物標本。盧梭的好友弗朗索瓦-路易·德舍爾尼在《論盧梭與十八世紀哲人》中記錄了與盧梭等人于一七六四年在汝拉山采集標本的經歷。德舍爾尼對植物學并無興趣，盧梭等人的喋喋不休令他十分厭煩；但除盧梭之外，只有德舍爾尼懂拉丁語，因此他不得不教其他人林奈的植物命名，不過，他也從中享受到了某種自尊與報復的快樂。德舍爾尼在采集活動最初的短短數日記下了三百多種植物名稱，并以此為傲；而盧梭卻對此不乏戲謔和嘲諷。很明顯，在盧梭眼中，真正的植物學并非在于牢記多少拉丁語植物名稱。

波特蘭爵士夫人是盧梭的密友，二人因對植物學的熱愛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也有許多書信往來，盧梭稱贊其為真正的女植物學家。他們經常交換花草、種子、植物學著作、標本等；有時，夫人會送給盧梭稀有難得的植物。然而，有一次在夫人給盧梭寄送植物學書籍后，盧梭于一七六六年十月八日的復信中表露出了厭倦的心緒：“我不再記得我讀過的東西了。”“我不再記得這些書了。”盧梭看到植物，也不斷忘掉它們的名字，因為他的各項官能已隨著年紀增大而漸漸衰退?！堵藉谒间洝酚洈⒘讼嗨频母惺?，記憶的減退令盧梭難以記住植物的名稱，體力的衰弱使其難以去野外采集標本；這些客觀的困難使得盧梭看上去放棄了植物學，不過，盧梭不久又恢復了對它的興趣。但是，如若身體的老邁阻礙了植物學的實踐活動，盧梭的植物學之趣又如何復生，甚至變得更加強烈？

至此，我們看到了理解盧梭植物學之趣的另一種可能：盧梭所愛的植物學或許并非是一門以拉丁語來命名和分類植物的科學，本質也不在于采集標本、收集珍稀植物等活動。如果我們考察盧梭在理論上對植物學所做的評判，這一可能將得以確證。

在系統(tǒng)地學習與實踐植物學的同時，盧梭留下了許多有關植物學的文字。除去《懺悔錄》《漫步遐思錄》《盧梭評判讓-雅克》以及大量書信中的零散段落外，盧梭在與德萊賽爾夫人的八封通信中細致地討論了如何學習并向其女兒講授植物學；盧梭也試圖編纂一部植物學詞典，可惜并未完成；他在閱讀植物學家的著作時，也留下了大量的評注；他所制作的標本集更是其植物學理念的最形象的記述。這意味著，植物學并非盧梭生命中可有可無的邊緣性活動，而與其思想緊密關聯(lián)；而且，并非任意一種有關植物的知識都是盧梭心中真正的植物學。

前文已經談到，盧梭對藥學與醫(yī)學的厭惡與個體感受和少年經歷緊密相關。而在未完成的《植物學詞典》中，盧梭直言，植物學自誕生之日起就遭遇到的不幸便是被視作醫(yī)學的一部分。人們只熱衷于鉆研植物的醫(yī)藥功效，而不關心它們自身的知識；這其實縮減了植物研究的空間，使人只關心那些慣用的植物，并賦予其人們所欲求的價值，如此一來，植物的自然鏈條便被打破了，人們只在意那些有用卻斷裂的鏈環(huán)。盧梭的這一態(tài)度與他對時下道德學家的批判幾乎一模一樣：道德學家們夸夸其談，打造禮儀、德性的誡令，他們真的了解人的本性嗎？愈發(fā)崇尚與遵循這種文明與道德的人，難道不是愈加處于一種破碎零散的狀態(tài)，而失去了自然的整全嗎？

醫(yī)藥學研究與植物的自然本性背道而馳。人們將自己禁閉在實驗室中研究植物的物質成分，卻不到自然中游蕩漫步、觀察植物的奇妙構造；醫(yī)學和藥學使人只在效用與技藝的層面上關注和利用植物，卻忽視了自然贈與人的最寶貴、最美好的色彩、氣味與形狀——它們對人的品位的培育與滋養(yǎng)無法用價值與效用來衡量。盧梭反復強調他喜愛的是那些不起眼的、簡單的、普通且常見的植物，他的植物學是一種無意義的、不重要的消遣，這才是植物學的真正意義。人們利用植物來消除病痛，似乎確有其理，但盧梭提醒我們，疾病是人類自己的造物，自然人本不受疾病乃至死亡的困擾，草藥是人愈發(fā)背離自然的結果，它們又怎能治愈人類的疾病呢？

醫(yī)學與藥學也造成了植物分類與命名的混亂。盧梭在《植物學詞典》中展開了一番知識史的考察。起初，人們根據藥用功效而偶然、任意地給當地的植物命名，于是，隨著新的藥用功效與植物的發(fā)現(xiàn)和替換，一些新的植物被賦予了舊的藥效與名字，而原有的植物有了新的名字，有相同藥效的不同植物可能有相同的名字，同一植物在不同地區(qū)有著不同的叫法。這便產生了復雜難辨的植物分類與命名系統(tǒng)。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只在普林尼等前人的書籍中考察植物，而書中所提供的植物特征與名稱讓人難以在自然中辨認出它們。人們在植物分類與命名系統(tǒng)上花費了巨大精力，但它變得愈發(fā)復雜，甚至需要大段的拉丁文才能命名一種植物。這種情況直至林奈才得以改變，他極大地簡化了植物的命名與分類。但不要忘記的是，林奈研究植物的最終目的是理解上帝創(chuàng)世的秩序與和諧，而非建立學究氣的分類與命名系統(tǒng)。在這個意義上，盧梭稱贊林奈為真正的哲學家，也為巴黎皇家植物園最終接納林奈的體系而感到欣喜。然而，人們是否只欣賞與研究園子中的花草就足夠了呢？

在《新愛洛伊絲》中，盧梭描述了世人所能實現(xiàn)的最完美的花園，這就是朱莉的花園，是人間的愛麗舍，在這里，四處都看不出人造的痕跡。在法式的花園中，道路被修得筆直，樹木被剪成各種形狀，草坪被規(guī)整為幾何圖形，籬笆與柵欄也要被精雕細琢，但實則都在敗壞自然之美，因為大自然何曾使用尺規(guī)將一切安排得整齊與對稱？中式花園也不為盧梭所喜，在他看來，中式花園以假山瀑布造景，處處想表現(xiàn)自然，卻在整體上很不自然。而來自巴黎、倫敦等繁華都市的人還熱衷于種植珍奇艷麗的花卉，這實際上只是他們的虛榮心作祟，在炫耀自己的財富與技藝，這與真正的自然之美背道而馳。更有甚者，一些園藝師培育出雙生的花朵或嫁接的果樹，其絢麗的花冠與多汁的果實卻以喪失繁殖功能為代價，它們只是畸形的生物。在《植物學通信》中，盧梭對此做出了強有力的批判：人們?yōu)榱俗约旱谋阋硕淖?、去自然化了許多東西，這無可厚非；但人們常常損毀它們，在研究人造之物時卻以為在研究自然，這不就是在自欺嗎！花園便是一例，文明社會更是如此。

朱莉在建造花園時所付出的唯一努力，便是掩蓋人為的痕跡；因此，圣普樂體驗到了自然的樂趣。然而，不要忘了，花園終究是人造之物，自然在朱莉的指導下創(chuàng)造了它。若要真正品味自然的樂趣、與自然相融，那就要走出花園，到無邊的自然中去，這就是為何晚年的盧梭回憶起在圣皮埃爾島獨自采集標本時，心中會充滿喜悅。自然這座“大花園”為盧梭提供了無數珍寶，每株植物都會使盧梭通達自然與造物主的神妙之處，并構成他快樂與幸福的記憶。

在盧梭眼中，真正的植物學在于對自然之美的感受，用感官去認識花草的芬芳與色澤，而非沉溺于書本之中、記誦抽象的名詞與定義，也非建立科學的命名與分類系統(tǒng)以準確辨認植物；真正的植物學在于從身邊普通的花草中進入自然，擺脫世俗的功利，品味自然的趣味與奧妙，而非搜羅奇花異草、炫耀虛妄的技藝與財富；真正的植物學在于走出封閉的居所，在自然中采集標本并盡力保存自然之物的樣貌與結構，而非破壞植物的原貌、發(fā)掘所謂的藥效；真正的植物學在于通過欣賞自然最豐富、最美麗的產物來學習自然、沉思自然，體驗生命之趣，減少無聊的消遣、平息激情的躁動、滋養(yǎng)自己的靈魂。這是盧梭為德萊賽爾夫人及其小女兒留下的諄諄教誨——即使不認識多少植物，人們也可以成為一名偉大的植物學家。

對年邁的盧梭而言，到野外采集標本不再是一件易事，盡管直到逝去，他仍在做這件心愛之事。這時，植物學更多地以記憶的方式存在。看著眼前的植物標本，盧梭能夠回憶起采集時的種種情形，懷念起有共同興趣的好友與樂事；想象進一步蔓延，與植物相關連的故人與往事紛至沓來，盧梭的心緒也百轉千回，在被植物勾連起的記憶長河中，那剩余不多的生命似乎也得以延長；作為自然一部分的植物喚起了盧梭對自然的回憶與想象，在這一意義上，盧梭不必身處自然之中，便可在遐思中與自然直接交融、體驗自然的樂趣。

這便是盧梭獨愛的植物學。他自童年起便與植物發(fā)生關聯(lián)、產生興趣，且從未放棄這種興趣，那些看似厭惡植物學、摒棄植物學的言辭與行為實際上是為了擺脫人造的知識與活動、恢復真正的植物學所做的有意或無意的努力。真正的植物學是一門感受性的、主體性的、想象性的“學問”，它不以自然為客體，不貶低、輕視自然，不將人視作自然之主，而是將人帶回自然，使人品味自然之趣，讓人發(fā)現(xiàn)自身的自然性。在這種意義上，盧梭才想要變成一株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