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期主持人 | 徐魯青

在印度海邊寫代碼，在南美森林里做PPT，在熱帶小島上當旅行博主……擺脫痛苦通勤，擺脫一成不變的城市生活，通過互聯網在全球各地工作，旅居不同的國家。

這是有關數字游民的想象。1997年，“數字游民”的概念首次被前日立公司CEO牧本次雄提出，他認為，隨著新技術的普及，傳統工作模式將被打破，人們不用再朝九晚五，困于辦公室格子間一角。“在這種生活方式中，人們可以從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中解放出來。”

在過去幾年里，數字游民的數量一直在增長，特別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智聯研究院《2022雇傭關系趨勢報告》顯示，76.4%的00后愿意成為數字游民。2019-2022年，數字游民的人數幾乎增加了兩倍，有將近30個國家推出“數字游民簽證”，泰國、巴厘島、墨西哥等低物價城市都是頗受歡迎的目的地。

數字游民生活承載著人們的愿望，包括找到實現人生價值的工作，包括自由，但現實似乎更復雜?！?/span>地理套利”是數字游民常掛嘴邊的概念，賺大城市的錢，在便宜舒適的小城市生活，依靠物價差享受當地的好生活，然而在一些熱門目的地，他們也面臨著當地物價上漲、困擾本地社區(qū)的問題。此外，獲得醫(yī)保、退休金、失業(yè)保險等保障，對于移動與個人化的工作而言也困難重重。還有人會說，現在數字游民最常見的工作，就是教人做數字游民。前段時間，“放棄百萬年薪當旅行博主后，我年入2000”等新聞引發(fā)了網絡熱議，遠程工作的選擇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般豐富。

關于“地理套利”的羨慕與擔憂

林子人：我們以前的一位實習記者小楊就是數字游民啊。他搬到大理當自由撰稿人已經有幾年了，我看他在社交媒體上發(fā)的內容就是：在咖啡館寫稿，在云南的山水間游蕩拍照，拾掇自己的那間能看得到雪山的、租金特別便宜的屋子。他每次和我微信聊天都會招呼我去大理找他玩，我總是表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哎，羨慕嫉妒。

董子琪：我關注了一些在阜新、鶴崗買房生活的博主，女性居多（難道女性改善生活的想法更強烈？）。她們通常都是在大城市工作過幾年，有了一些積蓄，就花幾萬塊錢買一套房子，經過簡單裝修后入住，在當地接單遠程工作。她們的vlog都拍得非常唯美，也很有吸引力，只需要三萬塊就能過上花花草草、一人一貓、早上不起、晚上刷劇的幸福生活。甚至還能利用當地的低工資優(yōu)勢，以每月一千元的價格聘請到一位保潔阿姨。

游民們對于地理好像是沒有選擇的，比如說去鶴崗單純因為房價便宜，有的也是經過一番考量的，像是阜新，距離北京高鐵只需要兩小時，房價又比鶴崗還要廉價一些。可是既然是遠離故土又非一線城市，選擇何止阜新、鶴崗，資源枯竭城市淮南也成為了新的選項。

前幾天又讀了一篇題為“我在北歐三年不上班”的新聞，主角也是一位在芬蘭分享親子生活的“游民”媽媽。她搬到芬蘭的動機是為了給兩個女兒提供更好的、像周軼君紀錄片里一樣的“他鄉(xiāng)的童年”。有時候會覺得社交網絡放大了他們的聲音，畢竟更多的人沒有這樣連根拔起的決心，有時候又不禁疑心，完全的他鄉(xiāng)、極北的世界到底真的如紀錄片渲染得美好嗎？

徐魯青：地理套利是個好方法，不過長期下來也會有很多麻煩，除了物價上漲，數字游民和本地社區(qū)也可能產生矛盾。在熱門的哥倫比亞，有抗議者就把數字游民比作當代殖民者。根據報道，物價上漲、城市結構發(fā)生變化等等，都是引發(fā)人們憤怒的原因，比如店鋪品類從生活用品變成了咖啡館、輕食店，比如越來越多的本地年輕人開始從事餐飲服務行業(yè)。

熱門的數字游民地點還有墨西哥。2022年底，墨西哥政府宣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 Airbnb達成協議，推動一些城市成為遠程工作者的“全球中心”。在過去的三年里，墨西哥城的房租上漲了30%左右，在像La Condesa這樣受數字游民歡迎的地區(qū)，房租則上漲了60%以上。

從辦公室到遠程工作，我們更自由了嗎？

徐魯青：未來遠程辦公的趨勢是否會越來越多？你覺得以后的工作可以從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嗎？

林子人：我忘記在哪一本書里讀到，數字游民其實是一種利于企業(yè)、不利于勞動者的現象。遠程辦公的工作模式會加劇勞動市場的競爭：對企業(yè)來說，這意味著人才池大大擴大，除了本地以外，外地甚至外國的人才都有了招募和“比較性價比”的可能；但對勞動者而言，這意味著你如今要與全球人才競爭，最優(yōu)秀的人才能獲得最多的工作和全球流動的機會，平庸的人才會受到擠壓，而在原本的勞動力市場里，因為只有本地競爭，中等之資的人才也有發(fā)展機會。

數字游民通常也是缺乏正式員工身份的零工經濟參與者，但這些年勞動力研究者已經提醒我們注意零工經濟的潛在危險，比如淪為朝不保夕者。所以在勞動和雇傭出現根本性變革之前，我對成為數字游民持謹慎態(tài)度。

董子琪：想到美劇《硅谷》里有一集，為了節(jié)約成本，創(chuàng)業(yè)公司不再聘用硅谷本地程序員，而是從世界各地像是印度、波蘭等地招募便宜好用的員工。在劇集里這是一個好笑的段落，是一個硅谷視角。

徐魯青：一些數字游民的辦公環(huán)境的確會讓我想到硅谷，巴厘島的倉古號稱“全球最大數字游民基地”，YouTube的多篇測評都將這里的共同辦公場所與谷歌園區(qū)做對比。除了大辦公桌，還有24小時開放的樓頂瑜伽房，大廳也24小時都能看到工作的人。

潘文捷：新冠疫情中很多人不得不成為數字游民，但人們的偏見還是挺明顯的。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就吐槽他們在外地居家辦公的合作方：閑著在家沒事做，盡給我們挑刺。甚至說對方既然在家歇著，怎么還天天在朋友圈叫苦叫累？問題是，居家辦公并不單純是宅在家里看書玩游戲這么簡單的事情，它也意味著工作與生活界限的消失。也許在有些人看來你是24小時都可以在家放松，實際上你也是神經緊繃24小時都要待命工作。

互聯網造成的現象，不妨讓互聯網來解答。以下是通過追問ChatGPT獲得的結果：

數字游民的興起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導致新的剝削形式。

首先，數字游民的工作模式可能導致勞動市場的競爭加劇，從而可能使一些數字游民被迫接受較低的工資或勞動條件，特別是當他們與低成本國家的勞動力競爭時。這可能導致一些數字游民面臨經濟上的不穩(wěn)定性和壓力。

其次，由于數字游民的工作通常與互聯網平臺、遠程雇傭和自由職業(yè)相關，他們可能缺乏傳統雇傭關系中的福利和保障。缺乏社會保險、醫(yī)療保險等制度的支持，數字游民可能更容易受到潛在剝削的影響，因為他們可能不具備傳統雇員所享有的權益。

最后，數字游民可能在全球范圍內提供服務，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勞動權利和法律保護可能受到局限。由于跨國互聯網平臺的運作，數字游民可能難以在法律上追求他們的權益，這可能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剝削。

因此，數字游民的崛起需要在全球層面上建立相應的法規(guī)和制度，以保障他們的勞動權益，防止新形式的剝削出現。同時，數字游民自身也需要謹慎選擇雇主和平臺，以確保他們在數字經濟中獲得公平對待。

尹清露：哇塞，我想說的已經被文捷的ChatGPT劇透完了。我記得在2015、2016年左右，數字游民還是一個聽上去特別酷的概念，剛剛大學畢業(yè)還未找工作的我也經常自居——即使我沒能在大理的咖啡館遠眺洱海美景，但是上海松江郊區(qū)的空氣不是也挺新鮮的嗎？

時至今日，這個詞至少對我來說，已經被剝下了那層理想的假面，變得與“新型剝削”相差不大了。甚至是數字游民們崇尚的德勒茲的“游牧”等學術詞匯，聽上去也更像是自我裝扮用的時髦名詞，讓人有點懷疑它真正的效力是什么。

即使我這樣說未免有失偏頗，但一個事實是，如今我們不僅要在被放逐于全球市場的同時與人競爭，也要與AI們競爭（請再讀一遍我的第一句話）。我相信有人能夠真正享受數字游民的生活，里面也不乏追求自由的人士，但似乎是本身就不太需要擔憂生計問題的人更能游刃有余，他們才是如今真正的“全球公民”，而不是被迫時刻加班的朝不保夕者。